“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这是班固在著名的《西都赋》中对汉长安城繁华街市的描绘。张衡更通过《西京赋》告诉我们，长安的商品市场“鬻者兼赢，求者不匮”，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长安是西汉的商业中心，共有东市、西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等九市。九市的形制皆为正方形，《三辅黄图》记载：长安九市“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为一市”。长安的市场上商品种类也极为丰富，大约涵盖了当时人生活生产所需的绝大多数物品，从果蔬盐酒到刀剑文具。在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之后，长安的市场上甚至还有许多深目隆准的胡商，他们向汉人贩卖着来自西域的特产：毛皮、香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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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汉代这种工商业繁荣的局面并没有任何制度层面的保障。相反，在古代中国，工商业者被视作社会的“蠹虫”，认为他们不事生产，只依靠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从中渔利，对社会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在汉代，工商业者在户籍上是被编入另册的。
汉代从事商品贩卖的商贾如果想在市场上合法经营货物，就需要到官府进行登记。政府将这部分人单立户籍，即“市籍”。被列入“市籍”的商人与从事农业生产的“编户齐民”的社会地位不同。即便在鼓励私营工商手工业发展的西汉初年，汉高祖也明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景帝时规定“有市籍者不得宦”。哀帝时有“贾人皆不得名田”的记载。武帝时甚至征发七种“贱民”出击匈奴，这就是著名的“七科谪”。所谓“七科谪”即：“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可见，商人，或者曾经做过商人，甚至于父母、祖父母是商人的人都属于“贱民”之列。
重本抑末，政府强力打压工商业的社会能发展起来的只有小农经济。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不过，前提是国家必须轻徭薄赋，统治者能做到“不折腾”，同时，年年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很显然，如此条件之下，这种“自给自足”是非常脆弱的。而即便实现了“自给自足”，完全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家庭也不可能致富。一个五口之家，再是起早贪黑、精耕细作，最多也只能种植百亩土地。
当然，将所有的人都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让所有的人终日只能为衣食碌碌奔忙，对统治者而言，这是最好的驭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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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商君书》里便有过这样的话：“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意思是说，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成为国家所需要的耕战之民……只会种田的人就会很朴实，朴实的人自然会老老实实呆在土地上而不会有别的想法。
于是，从秦汉开始，每一个想要长治久安的中原王朝都走上了重本抑末的道路。然而，这注定是一条充满了饥荒、贫穷以及不安定的道路。
孟子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在孟子看来，田租能实现十税一已经是很好的社会了。而在整个两汉时期，国家规定的田租为十五税一，文景时期减为三十税一，文帝时代还一度免掉了田租。统治者如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汉武帝继位第三年，黄河泛滥，史书上便出现了“人相食”的记录。足见单纯依靠农业生产的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多么薄弱。
工商业如同社会经济的血脉，将营养运输至每一个细胞，滋养着社会的繁荣。所以，尽管统治者刻意打压，汉代的工商业仍旧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今天的我们才能在班固、张衡的辞赋中读到汉长安城的富庶与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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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商人们发家致富有了钱还会继续愿意从事社会末业，做“贱民”吗?既然土地和农业才是社会的根本，那么对古代中国的有钱人来说，最可靠的投资便是置办土地。于是，土地兼并逐渐成为每一个中原王朝难以解决的顽症。
说起来，中国人彻底解决吃饭问题还是最近的三十年。在过去的漫长的岁月中，在我们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数个“人相食”的记录充斥着我们的历史。很多人把问题归因于人口的庞大，认为有限的土地难以养活如此众多的中国人。但至少，在古代社会，养不活中国人的不是土地，而是强行将所有人捆绑在土地上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