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个开明的时代，不仅官方容忍，而且由于西域文化的输入，少数民族崇母观念的影响，女子的禁忌较前代大为减少。唐代公主再嫁的多达23人。社会底层的女子做妓女，也为人熟视。
不少达官贵人和文人与之相往来。宋代的狎妓之风较之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代名相寇准，抱负远大的范仲淹，文学家欧阳修，均与歌妓保持一定友谊。柳永、苏轼、辛弃疾、陆游更是在青楼里觅了知音。“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的词句道出了他与妓女们的深情。难怪有人说宋词的发展与妓业的兴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有甚者，大将王权被派屯边抗金，竟与几十名妓妾泣别三日，没能成行，以致贻误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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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有首著名的《自警》诗：“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朱熹是感叹名臣胡铨贬官十年，召回京师途中即作诗赠妓黎倩一事。如果说狎妓之风于文人墨客尚弄出点趣味的话，其于社会各阶层别种影响就太多了。自西汉有了董仲舒的“三纲”理论，东汉又有了班昭的《女诫》，女子被好好地调教了一回。
但是唐宋以来，戒命日弛，不惟家庭夫妻关系受影响，而且此风弥漫于社会，尤其浸染了士风。儒家学说的宇宙观有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加以发展，而伦理一脉，老的历经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学冲击，已支离破碎，没了说教的本本。二程就是在这种关头开始发挥他们的理论的。
这一理论并无歧视女子的原则，而是对男女各打五十大板。至于“夫唱妇随”之说，至今还是一种理想的婚姻模式，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蕴涵于其间，并非全无道理。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经后人无限发挥，确实危害不小。
二程对女子讲贞节，对男子讲灭欲。他的灭欲思想来源于孟子养气说。所谓“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欲寡则心自诚”(《二程集》卷二上)。男人不灭欲，心不诚，气不养，则何心报国?而女子坏了贞节，则男子寡欲就保不牢了。二程倡导的夫妇伦理，其理论根据是《大学》和《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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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二程集》卷四)，这是《大学》的意思。“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周易程氏传·家人》)这是他们对《周易》的一种解释。他们把人伦说得很重。但是宋代除男女淫逸流行而外，婚嫁观念也有了较大改变。北宋时婚姻关系中的财产观念已代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第观念。
当时厚嫁之风盛行。据吕祖谦《宗法条目》载，嫁女费用100贯，娶妇50贯。官方文件规定，兄弟分家财时，女儿的嫁妆要计算在内。据《夷坚丙志》卷一四《王八郎》载，富人王八郎，每年去江淮经商，与一妓相好，日厌其妻。其妻告到官府，官府判他们离婚，平均分配财产。
真宗时，宰相薛居正之子薛惟吉遗孀有“十万囊家产”，向敏中、张齐贤这两位宰相争娶，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由皇帝裁夺。厚嫁之外，当时再婚之风也颇盛。上自宗室，下到普通百姓，对再嫁都不嫌弃。英宗、神宗对宗室之女再嫁还专门发了诏令。范仲淹在其子范纯佑死后，即劝其妻改嫁门生王陶。王安石因其子嫌妻，怕儿媳受屈，遂为其选人另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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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还办义庄为再嫁女提供资金。理学家们觉得社会纲纪的改善，必须有赖于调整这一倒错现象。胡瑗就说，嫁女儿须是胜过我家的，这样嫁过去便会有人调教;娶媳妇必须是不如我家的，这样婆婆便可行妇道。这只是说说家常话，二程的见解就上升到社会学、政治学高度了，后来为皇帝资鉴。
不过二程的说教在当世并无多大市场。北宋理学只是草创，南宋朱熹才集大成。但即便在南宋中后期，理学还屡屡遭禁。
朱熹的《性理大全》以及由他注的四书之作为科举教材，那是宋代以后的事。而在明清之际，这种理论的负面作用确实是相当大的。二程贞节观男女并重，不过是一个善良愿望。在二程伦理观中，夫妇之道为三纲之首，根本的却是君臣之道。
但男性统治天下，其自制便不能保持，克制色欲便要渐渐淡化，所以明清士大夫蓄婢狎妓之风较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贞节问题便单一地指向女子，最后便是“好男不事二君，好女不事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