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所处的宋朝，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华夏文明的顶峰。宋诗、宋词、宋画，都是宋朝高雅文化的代表。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大量使用，宋朝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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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虽然创立于隋朝，且在唐朝不断发展，但唐五代科举录取的人数很少。到了宋朝，科举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技术的改进方面，宋朝发明了糊名、弥封、誊录等方法;在制度的设计方面，不论家世背景，都是公平考试、择优录取，而录取的人数也大大增加。赵冬梅认为，宋朝之前的社会，是家族决定个人;从宋朝开始，个人开始决定家族的命运。一个家族只有不断地取得科举的成功，才能维系家族的社会地位。科举制的完备造就了社会的流动，司马光也是这种社会流动的受益者。可以说，科举制实现了宋朝的“中国梦”。
与科举制相关的另一重要制度是皇帝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科举尤其是进士科，是宋朝选拔官员最主要的途径，90%以上的宰相都是进士出身。在科举制影响下的士大夫政治，在范仲淹主政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主要表现为政治风气宽容，大部分官员有理想、有操守，同时能够自我调整、自我纠偏。范仲淹表彰寇凖，称赞他是“大忠”。
“大忠”就是爱国，关心江山社稷的长久利益;与此相对的是“小忠”，“小忠”就是爱皇帝，满足皇帝合理或是不合理的需求。宋朝最优秀的官员具备“大忠”的精神，他们信奉的是：“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有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台谏官负责匡正得失，批评力度非常之大，而台谏官制度的形成，又得益于宋朝宽容的政治风气。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则是宋朝宽容政治风气得以形成的重要保障。司马光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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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一生经历四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仁宗与英宗是一对在内心深处抵死不愿相认的“非亲父子”。仁宗就是“狸猫换太子”故事中被换掉的太子。仁宗一出生就被抱走，被刘皇后认为养子。仁宗没有继承人，不得已在晚年时才立幼年在宫中长大的赵曙为皇子。英宗赵曙上台后，始终不肯承认仁宗是他的“父亲”，与养母曹太后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因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宋朝官员出现了分裂。宰相主张称“皇考”，台谏官员则主张称“皇伯”。
“濮议”等事件导致英宗在位的四年非常混乱。英宗非仁宗的亲生子，而与英宗具有同等继承权的宗室又不在少数，这就导致朝廷官员开始怀疑：选择英宗继承皇位是否正确?英宗的儿子神宗上台后，承担起了证明本支血统高贵的光荣责任。神宗想要做一个伟大的皇帝，他20岁即位，正是想要大有作为而且可有所为的时候。但是，由于几年内仁宗、英宗先后去世，两场国葬花费甚侈，加上长期的冗官冗兵，致使神宗上台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财政困难。正在此时，王安石出现了。王安石认为国家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理财不得法”。于是君臣二人，一个不断地开疆拓土，另一个则大刀阔斧地主持改革。
变法虽然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但却导致了国富民穷。同时，变法导致了宋朝官僚风气的败坏，破坏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士大夫政治元气大伤，开始出现分裂。司马光认为，从此前一千多年的历史来看，战乱时间长而和平时间短，而“本朝百年无事”，有一些制度和方法值得珍视而不能轻易变革。司马光对王安石最为激烈的批评，主要就是官僚风气的问题。在此之前，宋朝优秀的官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心中有是非判断的原则。但是，神宗和王安石都信奉法家的思想，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其他。而只有采取高压政策，让官员“乖乖听话”，才能建立起高效的运作机制。神宗的后十年可以称为“后王安石时代”，他基本上执行了王安石的政策，皇帝个人的权力更加集中，大部分官员只是唯皇帝之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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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过世之后，司马光众望所归地回到东京(今河南开封)，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但是，他面临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无论是在政策调整，还是人事变动，亦或是政治风气修复方面，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但司马光并不具备这些能力。在司马光生命的最后18个月中，他抱着病弱之躯，想要报效国家，但身体状况却不允许，个人能力也不够。经过神宗的统治，朝廷中的大部分官僚都是王安石的学生或者用王安石思想培育出来的官员。司马光的政策调整如果不当，就会引发官僚群体思想上的动荡。
此时的改革，需要执政者拥有非常大的决断力和非常高的组织力。司马光作为台谏官，给别人提意见，坚持原则，他是最优秀的;但作为宰相，他并不合适。时代需要一位老道而有经验、坚定而有理想，同时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但是司马光并不是时代所需要的人。司马光做不到，后来的人如范纯仁等也做不到。神宗之后，皇帝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以及宽容政治风气的时代，终于无可奈何地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