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朝，限制趋于严格。《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明朝的杖责是很厉害的，用大木棍杖责六十下会要了一般体质的官员的性命。即便宿娼官员躲过了杖责，也会被罢官免职，将来永不续用，等于是和仕途完全绝缘。注意：这条法律的对象除了官员，还包括了中间人(媒合人)和“官员子孙”，打击面很广。除了法律上的惩罚，犯事官吏还有道德惩罚。士大夫一旦被发现交游、留宿青楼，会被社会不齿，终身不容于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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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家妓就此正式终结，官妓还存在。不过，明朝官妓面向市场，向老百姓提供服务，目的是为官府增加财政收入。到了清初，官妓制度被正式废除，社会上只剩下私妓了。
清朝政府对官员交游青楼女子做了更严厉的限制。《大清律例》“官吏宿娼”条规定：“凡(文武)官吏宿娼(狎妓饮酒亦坐此律)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应袭荫)宿娼者，罪亦如之。”刑罚沿袭了明朝的规定，还把“狎妓饮酒”也算上了。官吏及其子孙和青楼女子吃个饭、聊个天，也算是犯法。北京城里的巡城御史就负责查官员狎妓逛青楼，一旦查到就要严厉处罚。此例延续到民国，“逛青楼”在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是官员的一个“硬伤”，有一票否决的作用。民国初年，财政部佥事刘文嘉和妓女小翠喜两情相悦，订下婚约。鸨母一意作梗，至检察厅控告刘文嘉霸占女儿。财政总长知道后，以为“不成事体”，呈明总统将刘文嘉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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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官员们有正常的身心放松、精神调节和友情交流的需要，找谁解决呢?在清朝，狎妓是严禁的，但“狎优”可以通融，官吏可以招伶人陪酒唱曲。于是乎，优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妓女的角色。他们大多为年少者，多在20岁以下，也称为娈童、优童、歌童等。因为优伶相貌清秀、酷似姑娘，故称像姑，俗称兔子。例如乾隆朝封疆大吏毕沅与京师昆曲旦角李桂官昵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到清代官吏可以狎像姑而不可狎妓的情况：“这京城里面，逛像姑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不算犯法，惟有妓禁极严，也极易闹事，都老爷查的也最紧。……犯了这件事，做官的照例革职。”优伶中有些是卖身的，近似男妓。
第二，为什么朝廷严禁官员狎妓，而各地青楼依然兴旺发达呢?
不可否认，官员暗中逛青楼依然成风。他们是清代青楼业的消费主力，尤其是清朝后期禁令松弛，官员狎妓之风重新兴起。北京城中妓馆门庭若市，南娼北妓纷纷角逐于官场。清末名妓赛金花回忆：“每天店门前的车轿，总是拥挤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满了。有些官职大的老爷们，觉着这样来去太不方便，便邀我去他们府里。这一来，我越发忙了，夜间在家里陪客见客，一直闹到半夜，白天还要到各府里去应酬，像庄王府、庆王府我都是常去的。”其中的原因，还是中国古代政治存在明暗两套做法、两个系统。白纸黑字的禁令总敌不过私底下的通融、操作和人情。相反禁令越严，暗中的反弹就可能越厉害。有人作诗谈清末北京官僚士大夫习于声色，其中说到官员狎妓：“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郎员主”，即京官中的员外郎、司员、主事。“胡同”，指八大胡同等妓馆。一些官吏还纳妓作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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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末期，端方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途经上海，遇到名妓林黛玉，极为喜爱。端方欲纳林黛玉为妾，因为周边的人死死劝说，端方也为个人前途考虑，最终忍痛割爱。庆亲王之子、贝勒载振就大胆得多。他去东北考察东三省建立事宜，路过天津，遇到名妓杨翠喜，也极为喜欢。道员段芝贵为了升官，花巨款将杨翠喜赎身，献给了载振。载振欣然“笑纳”。不久东三省城里，段芝贵被任命为“署理”黑龙江巡抚。政敌抓住这桩“桃色交易”不放，攻击载振纳妓，要扳倒他，演变成了一桩轰轰烈烈的大新闻。可见，只要没人管，狎妓交游并非大事;一旦有人要借机做文章，任何官员和青楼之间的小事都是大事，能掀起政坛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