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滑稽列传》载褚少孙补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同样是“不欺”，就有“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的区别。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中说，子产做郑国相国时，做到“仁”且“明”，所以人们不能欺骗他;宓子贱做单父县宰，为政清静无为，自己只是操弦弹琴，三年不下堂而民人大化，人们心里经常惦念着他，所以不忍欺骗他;西门豹做邺县令，以威严猛烈驾驭风俗，所以人们不敢欺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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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说：不同的行事方式会带来不同的行政效果，也体现着个性迥异的“为吏之道”。其实，子产、子贱、西门豹三人的不同“为吏之道”是与其自身背景紧密关联的。子产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孔子极其推崇他，认为他具有极高的德行，称他“古之遗爱也”。子产在郑国“铸刑鼎”，公布成文法，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措施，其执政可谓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人赞其执政达到“至世之治”，子产执政的实践有法家的变革色彩，指导思想上却又带有明显的儒家倾向，他以超凡的个人能力实现了民“不能欺”;再看宓子贱，他是孔子有名的七十二弟子之一。子贱的施政方案是“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非常重视选用当地的“贤人”，完全是儒家“德治”理论的实践，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得民“不忍欺”，做到“鸣琴而治”;西门豹是战国时魏国著名的法学家，军事家。
西门豹到邺地后，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基层官吏和巫婆神汉勾结，假借为“河伯娶妻”平息水患，乘机骗取百姓钱财，他选准时机，亲自出席婚礼现场，在上千百姓围观下，以新娘不美需通知河神另娶为由，当着上千民众的面，先后将巫婆等三人扔进河中，西门豹通过非常手段的威严猛烈，大树权威，令“吏民惊恐”，继而顺利地推行兴修水利等等工程建设，达到了民“不敢欺”的效果。以上三个人物，一个国家的最高执政官、两个基层官吏，他们的权力行使无疑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可谓三种不同的“为吏之道”，三种不同的权力行使方式，都实现了“不欺”，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后世人称子产是事必躬亲的典范，宓子贱是委任责成的楷模，西门豹则是严厉督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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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欺”反映的传统政治智慧及其现代启示
细察“三不欺”所体现的“为吏之道”，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人对权力行使的独特理解。古人心中的权力行使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追求治理效果，达到民“不欺”，也就是“民服”，官吏们追求服从，努力实现服从。古代官吏会站在不同的角色立场，带着强烈的主观因素处理政务，其执政风格也会因各自的价值观、审美观而有巨大差异。无论官吏们注重诚意，或看重揽权，具体以心服为标准、以感化为作风，还是以不苟为原则、以慑服为方法，都给所谓的权力场带来丰富性和多变性。同时，古人非常关注官吏人格形象的塑造，并将其看做是否可以实现服从，以及如何实现服从的本质。历史上从来不乏有关权谋、权术的理论及实践。中国人的灵性和特性也体现“为吏之道”上了。
今天来看“不能欺”凭借的是有效、高明的执政措施、制度;“不忍欺”依靠的是为官者的德性修养和德政方案;“不敢欺”依仗的是刚猛凌厉的作风和非常手段。现代法治社会中，职权法定是行使权力的前提，履行具体职责时，必须以法律为客观依据，应重视因职权而发生的人与事之间的关系，这与古人更看重人与人之间关系有根本不同。因此，也就不必一味把追求服从看做权力的本质。封建时代官吏们为实现“不欺”，大行阴狠诡异的阴谋、权术观点应该被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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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归纳“三不欺”，可作这样的总结：其一，为官者需加强自身德性修养。从西周时周公旦提出“明德慎罚”思想后，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中断“德治”的理论和实践，统治者如何“修德性”、“行德政”、“施德教”一直是影响朝政兴衰的大事，也是官吏“为吏之道”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其二，为官者要着重健全完善制度。官吏拥有督责权，才有权力行使的空间，而督责权的获取和落实，要靠事先的制度设定，这不仅为巩固行使权力的基础，也利于权力的顺畅落实，实现效率，并取得好的执政效果;其三，良好的制度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徒法不足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制度的贯彻执行极为重要，只有良好的制度被有效落实，才能取得“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