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除了带有政治性、阶级性和民族性等战争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带有明显的地理方位走向特征，并且这种特征随着地缘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这种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表现为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对抗。东西空间走向为特征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东汉以前的历史时期。原始社会末期，以黄帝和炎帝为代表的华夏部落联盟就是自西向东出黄土高原，战胜了东夷和苗蛮，占据了黄河中游一带，最后由禹建立了夏王朝。源自东夷的商族，兴起于渤海之滨，商汤兴兵西向，攻夏桀灭夏朝，建立了商朝。周族兴起于渭水流域，武王兴兵东向伐商，牧野一战，灭商建周周朝建立之初，对东方的统治并不稳固，不久，周公再次东征平定叛乱并营建了东都洛邑，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并创立了东西二京制，至唐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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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争霸占战争连绵不绝，战略格局纷 繁复杂，最终随着合纵连横局面的出现，以以齐为核心的东方六国集团对抗西部强秦的格局终于明朗。最后是秦自西向东，扫清六合，统一天下。秦末大乱，陈胜、吴广大泽乡振臂一呼， 整个关东纷纷起义，原六国除韩国以全都复国，唯关中没有丝毫响应：他们仇视关东，是秦始皇对关东暴政的既得利益者。陈胜兵分三路西征，数十万大军不到两个月迅速败亡，后项羽亡秦。秦亡后，刘邦据有秦鹿一战，坑杀秦军降卒20万，都是东西结怨甚深地，项羽则据彭城。
楚汉相争，以鸿沟为界，双方东西对峙数年， 最后刘邦自西向东，逼项羽自刎乌江，建立西汉西汉末年，在推翻新莽建立东汉的战争中，东方势力再度崛起。
无论是绿林、赤眉的农民军，还是以恢复汉室相号召的宗室豪强，以及东汉的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等皆是清一色的关东人。就连当时王莽的大臣王涉、董忠、刘歆等也已看出“天文人事，东方必成”。绿林、赤眉全军西征，相继攻入关中，刘秀则在关东经营河南、河北、山东，起义军东西得手，新莽很快灭亡，东汉建立。
第二个时期表现为东西南北四方之间的对抗杂陈局面这种情况出现在三国到北宋前这段历史时期。汉末大乱，黄巾军遍起于黄河下游，豪强军阀 各据一方，唯北方的曹魏先向东击败袁绍、吕布，后向西平定马超韩遂：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实力，虽有赤壁的惨 败，但终由司马氏南下灭蜀、灭吴，建立西晋。北朝时期，西魏的宇文氏集团起自关送中，由西向东统一了北方，后由隋南下灭陈，统一全国。隋末的农民战争，从河北的窦建德、河南的瓦岗军到江淮的杜伏威，呈明显的南北向可排列。但决定性的力量仍然是袭取关中的李渊父子，在与李世民争夺洛阳的战 争中，关东义军竟全力营救曾是农民军死对头的王世冲，隋末共同推翻暴政的起义演变成一场东西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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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决定王朝命运的战争，一为安史之乱，一为黄巢起义，安史之乱，叛军自河北起兵南下，重点在攻取关中，但其经略江南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只是由于受到南阳、睢阳两座坚城的阻遏而未能得手，虽然东西两京皆被攻陷，但终未能置唐王朝于死地，南方地区的战略作用明显上升，反观黄巢起义起自山东，两次西征不成，继而大举远征南方，迅速席卷东南大半个中国，势力迅速壮大，进而北上再次西征，遂轻而易举地攻下洛阳和长安，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但从根本上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黄巢南征的意义不可低估。
第三时期表现为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对抗，主要出现在宋以后直至清末，无论是后周世宗的先北后南，还是宋太祖的先南后北，都是决定王朝命运的战略决策，只是前者的风险较大，但可一举改变北部的国防态势，惜其中途未果，后者虽稳健持重，但却丧失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有利时机，为有宋一代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无论宋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还是金与宋夹击灭辽的战争，乃至元灭金、西夏，宋的战争，无不是典型的南北向作战，元朝征服中原以后，第一次把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在行省制度中，单列腹里，以北制南的意图十分明显，元末农民大起义主要起自江淮和江南地区，刘福通声讨蒙元政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是“贫极江南，富夸塞下”，其北伐大军的旗帜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朱元璋则在北伐中原的 檄文中号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气无不充满了民族，对抗和南北成见，得到了南方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支持，而在北方，从元朝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蒙古族到回、汉各族，都组织武装集团，成为起义军的凶悍对手，所以，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定都南京是必然的政治考虑，之后不久，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自北平起兵南下，攻陷南京，夺取帝位，随即迁都北京，但南京依然有相当的政治地位，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南北二京制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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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起义由速胜到速败，大起大落，很多人对此不解，其实这里有一个战略方向上的选择问题，其向西则受困于商洛，其得势则在河南、湖广，山 西、河北，清军入关后，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的建议，主动撤出北京，让出 黄河流域，企图经营关中再争天下，张献忠则放弃湖广退回四川，李自成本想 三足鼎立，却事与愿违，关中很快失守，南方又被南明政权控制，无法立足， 最后败死九宫山，顾君恩“得关中则得天下三分之二”的观点在汉唐以前是真知灼见，而此时则迂腐无比，清朝对中原的征服，一成于外结蒙古，二成于入据北京，三成于平定三藩，自北而南，从关外到滇缅，虽费时20余年，但最终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晚清的太平天国，起自金田，自南而北，直下武昌，势如破竹。但在定都天京以后却犯了战略方向上的错误，只以2万偏师北伐。 却以数十万主力西征，方向一变，攻守顿时易势，史家多为此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