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要打爹：明朝宦官位高权重，但是他们心里，始终藏着深深的自卑，《明史》里就曾记录这样一件事：正统年间，宦官于经得到皇帝宠信，一次他爹到北京来看他。按说父子重逢是好事，没想到于经二话不说，当场下令把他爹脱了裤子一顿打，等着打完了，他又恶狠狠的问他爹：你当年好狠的心，怎么就忍心把你儿子阉了啊。话没说完，父子俩人抱头痛哭。
宦官破祖制：明朝建立时，朱元璋亲自主持编纂的《大明律》中，关于“剥皮”这个刑罚还有这么一个补充规定：宦官如果娶老婆的话，同样也要处剥皮之刑。但到了明朝中期，这规矩就给破了。到了明朝中后期，基本上有权势的宦官，都有相好的女子。这些女子主要都来自京城坊曲里的娼妓。许多妓女一生的盼望，就是可以被宦官看中，然后被他赎出去。之后就可以太太的身份，继承他的家产，从此苦尽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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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人生：明朝人沈德符在形容嘉靖年间开始，明朝士大夫的人生轨迹的时候，也分为三部曲。首先是科场登第后，第一件事是给自己取个号，比如这个斋那个斋的主人。这样是为了炒作。
第二件事就是娶小老婆，尤其是那些外地来京应试并得中的士子们，娶小老婆独爱北京人，主要因为北京人熟门熟路，更能帮自己料理京中事务，甚至还能打通各种关节。
第三件事就是买房，作为一个新登第的官员，如果为官后一年内，你还没买新宅子，如果你做三年官以上，还没有外宅，就算你为人再玲珑，工作成绩再突出，照样在官场上被鄙视。
崇祯年间将领袁崇焕，之所以在皇太极攻北京时，几乎成了举国公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清军在外面烧杀抢掠，抢的地方，基本都是京官们在郊区的外宅，忠心保国的袁崇焕，也就一下子招了所有官恨了。
秀才是真穷：民间俗话，说文人不得志的时候，往往说他们是“穷秀才”，其实相比之下，明初的秀才并不穷，而到了晚明，秀才却是真穷。
晚明科举发展的特点，就是高端化与贫富差距化，科考榜上一个名次数字的差别，就是人生的天壤之别。明朝中后期，内阁大学士，都必须要有进士中的甲科资格，而举人虽然也有做官的机会，却基本都是不入流的小官，很难跻身高端权力场，而比举人更低一级的秀才们，却是更惨了，做官基本是做梦，官府给秀才发放的补助，更是常年数目不改，可社会的物价，却早已不是当年光景。明初能买块地的钱，晚明也就能买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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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秀才，按照宋濂《送东阳马升序》里的说法，国家给予的补贴，维持生活是不成问题的，明末可就不成了。诚如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里的说法，晚明秀才的生活出路，基本就是出去做塾师，按照明朝人耿定向的笔记，在当时，一个秀才一年必须要挣到五十两白银，才能维持一家人基本生活以及自己求学的费用，而且随着明朝学官制度的日益腐败，学官对秀才的盘剥日重，秀才的负担也日益增加。而鲜明对比是，一个人如果中了进士，哪怕做的是芝麻小官，一年的俸禄加各类灰色收入，至少也有三百两，相差何其大。
明朝古惑仔：晚明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改变，就是闲散人员激增，这些社会闲散人员，在东南地区也有个称呼——“青手”，即没有正当职业，平日里受雇于人，靠替人出头打架为业的团伙。
这个新社会群体，初产生于明朝正德年间，发展壮大于明朝嘉靖年间，到了晚明的时候风气极盛。这群人的来源，正史上的说法是“无家恶少”，堪称明朝版的“古惑仔”。
这群古惑仔们日常的工作，除了打架斗殴诓骗钱财外，还介入了晚明的阉党政治中，从魏忠贤专权开始，阉党就喜欢在江南收罗打手，用以打击东林复社等知识分子。甚至在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当崇祯殉难的消息传来后，南京的官民们为崇祯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就在仪式典礼上，复社等士大夫团体起草檄文，痛骂阉党罪恶，结果阉党们就雇佣“青手”，殴打在场的复社文人们。
谁知道复社这帮书生也不是吃素的，当场就与青手们开打，这些书生们好多人都习练武艺，打起架来不吃亏，反而把青手们打得落荒而逃。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场斗殴的书生里，就有后来收复台湾的大英雄，彼时正在南京国子监读书的郑成功。书生们的斗殴实力，不是一般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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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打也赚钱：明末的江南“青手”们，除了打人之外，后来还开辟了新职业，因明朝赋税日重，许多百姓交不起税，就要挨官府的板子，“青手”们瞅准商机，开设了新公司“打行”，主要的工作，就是替那些没钱交税的百姓挨板子，按照挨板子的数量来收费，打一板子二两白银，相当于人民币一千二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