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以朕为可欺乎?
雍正帝批示奏折也很认真，有的还很睿智幽默，读来令人发笑。如有个官员犯了罪，在狱中给雍正写悔过书，以期得到赦免，内有“辜负天恩，羞惧交并”两句话，雍正在一旁批道：“知道你害怕得要死，不过羞愧与否倒不一定。”
有次宫里邀请了个戏班子，欲在宫中搭台唱戏，有个御史认为此举有失体统，力谏不可以，而且还很固执地一连上了三次奏折，最后雍正不耐烦了，在奏折上批道：“你想沽名钓誉，有这三个折子就够了，如果再敢啰嗦，要你的小命。”
还有一个揭老底的批示，更是让人忍俊不禁：“你以为朕是好骗的吗?你别忘了朕登基时都四十多岁了，你们每个官吏的情况我都知道，你也不例外，我没当皇帝时就知道你曾经弹劾过我，你还给我送礼物，希望我在先皇面前替你美言。告诉你，你以后给我小心着点，你的一举一动，是逃不过朕的眼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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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去卖字再来供职
雍正当皇子时，喜欢微服出行，广结侠义。某年到杭州，准备泛舟西湖游玩一番，刚出涌金门，看到一个书生在卖字，笔法颇为精到，雍正便让他写了一副对联。其中有个“秋”字，书生却将“火”字旁写在了左边。雍正便问：“这个‘秋’字你是不是写错了?”书生不以为然，说没写错，然后拿出一本名帖，翻开让雍正比对。雍正说：“你既然如此博学，为何不去博取个功名呢?干嘛要在这卖字为生?”书生说：“我家里穷，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只能靠卖字为生，哪敢想什么大富大贵呢!”雍正于是慷慨解囊，说：“我这有钱，可以资助你博取个功名，到时候别忘了我就行。”书生万分感谢，后来还真就考取功名，入了翰林。
此时雍正也已登基，一日从名册上看见书生的名字，想起那次杭州之行，于是便召其入内。雍正随手写了一个“和”字，故意将“口”字边写在了左边，然后让人拿给书生看。书生不明所以，回答说这是个错字。雍正微笑不语。第二天，雍正让书生拿着诏书去浙江，浙江巡抚受诏，诏中说：命此书生在涌金门再卖字三年，再来供职。书生这才恍然大悟。
杨增新，云南蒙自人，进士出身。这个晚清官员在新疆都督任上待了17年。
杨增新每每听到某个官吏“贪污自肥”时，总会言词犀利地痛骂之，他深谙“欲图长治久安，必须减轻对老百姓的盘剥，以缓和‘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的矛盾”。正因此，在他甫任都督时就枪决了贪污公款的迪化知事谢雅兴和贱买民粮高价出售的伊宁县知事廖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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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中国的官场岂止靠杀一两个贪官就能绝断贪欲风的。种种官场弊端，杨增新心知肚明，但他有一个底线：发点财是难免的，但不能将老百姓的血汗榨干让其忍无可忍地造反，他将新疆的安定与自己的仕途结为一体：如果发生动乱，自己是第一个牺牲品。这就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他曾呼吁的“保护弱势人群利益”的口号的用心所在。如何达到这个境界呢?杨增新想出了一个办法：为了不超越“为官做人”的范围，他在迪化修筑了一所庙宇，命名为“上帝庙”，庙里的正殿上只供着一个木牌位，上面他亲笔写了“上帝”二字，配享是孔夫子。每当新官上任之前，都必须到上帝庙里来参拜，面对上帝与孔圣人，发奉公守法的誓言。
这位晚清遗老把西方的至尊上帝与中国的孔老夫子、古庙硬是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中西合璧的双重之力，让官员们俯首帖耳地恪守“为官做人”之道。为何将“上帝”借用到新疆官场?杨增新自有说辞：人欲是难填的，而宗教神佛在官吏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控制作用，现在唯有用上帝来激发官吏的天良，做事做人不超越本分，略以补刑罚的不足。
斯时，一些即将履新的县道们，穿戴齐整，煞有介事地在上帝牌位前正襟跪拜。但事实是，这些逢场作秀的主角们，大多依然干着“暗室亏心”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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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帝庙的创建者杨增新自己履行得怎样呢?曾在他麾下执事的包尔汉坦诚地说道：“就我所知，他是不受馈赠，不纳贿赂，自奉俭约，不讲求排场，不注意衣食享受的，但是他也生财有道。”这里说的生财有道是，省财政厅把省票和喀什票同等计算，每年盈余的巨大额数，作为杨增新的私人收益归入他的私囊，将款汇入关内，在大连、天津租界购置了别墅洋楼。
可见，上帝庙只是用来约束治下官员的，而对杨本人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他在银票差额中大肆捞钱之事，鲜有人知悉。故而老百姓对他在新疆的17年颇多善言。杨也常因此而欣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