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亡后，吴国独自面对魏(晋)，不但支撑16年之久，甚至在战略上似乎也占据了主动。为什么?晋国受到以下四大因素牵制。
一是西南蜀地新平，需要时间巩固。西晋泰始八年(272年)，蜀人张弘叛晋，杀掉晋国派驻益州的刺史皇甫宴。蜀亡已逾9年，晋国在益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竟然被干掉，可见张弘之叛动静不小，蜀地还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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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西北鲜卑起义，长期镇压无果。西晋泰始五年(269年)，甘肃和宁夏一带的鲜卑族不堪忍受西晋的欺压与盘剥，在秃发部首领树机能领导下起义，270年围杀秦州刺史胡烈(此人在荆州刺史任上曾于268年击退东吴名将施绩对江夏的进攻)，败西晋尚书、安西将军石鉴，271年斩凉州刺史牵弘，278年杀凉州刺史杨欣。树机能起义绵延近10年，严重威胁晋国后方，使其不能专心伐吴。晋武帝一想到这事，连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每虑斯难，忘寝与食)，在朝堂上问“谁能摆平树机能，打通凉州?”(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一时竟无人应答。
三是吴有名将陆抗，晋军非其对手。陆抗(226～274年)是东吴名将陆逊之子，完全遗传了其父的军事天才。东吴赤乌八年(245年)，陆逊因掺和孙吴皇室继承人的家事，受谗并遭到孙权误解，含恨去世。陆抗时年20岁，接替其父领5000兵马。次年，陆抗与孙权依仗的大将诸葛恪互换防区，诸葛恪到后，发现陆抗的营地正规严整(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果，不得妄败。)而自己留给陆抗的兵营却又脏又乱，十分惭愧。这件事足以说明陆抗治军十分严格。东吴建衡二年(270年)，陆抗接替大司马施绩镇守荆州(相当于武汉军区司令)，2年后的一次实战中，陆抗的军事才华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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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年，吴国西陵督(相当于西陵军分区司令)步阐率军1万投敌。陆抗闻讯，率军3万平叛。晋国名将羊祜抓住战机率8万晋军主力来攻，以一部兵力赴西陵救步阐，主力则直指荆州大本营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陆抗识破了羊祜围魏救赵之谋，不但成功平叛，也守住了江陵。是役，吴军总兵力仅为晋军三分之一，但在陆抗指挥下取得全胜，对晋国上下形成了有效震慑。羊祜实为晋国第一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战以绝对优势兵力和绝好的战机把握，居然败给陆抗，其他人哪敢再轻言犯吴。后来，唐代封古代名将64人，宋代为72位古代名将设庙，陆抗都榜上有名。
四是平吴需建水师，短期不能奏效。水军对攻吴的重要性在夷陵之战中可见一斑。西蜀章武二年(222年)，刘备为替关羽报仇，几乎倾全国之力伐吴。但蜀军不行水路而走陆路，这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因素。东吴大都督陆逊起初十分担心蜀军水陆并进，在知其“舍船就步”时，非常自信地向孙权进言：“请您高枕无忧，不必害怕。”(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3])刘备水师未备就急于攻吴，遭致惨败，晋国不能不引以为鉴。
可见，蜀亡后的16年中，魏(晋)西南有蜀民之乱、西北有鲜卑之叛、南有陆抗之守、政有固本之需、军有造船之务。这五方面的制约，使吴国获得16年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可惜吴国皇帝孙皓昏庸，没有把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