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由于蜀汉未置史官，因而没有留下任何官方的文书档案。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对魏、吴的资料颇感顺手，分别撰写了30卷和20卷;对蜀，则因资料欠缺而只撰写了15卷。简洁的文字记载后来虽经裴松之作了大量的注释，仍常有语焉不详的感觉。一本记录三国历史的史书，有此缺憾，不知道陈寿当时的心情是啥样?
诸葛亮作为蜀汉第一任丞相，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不可能不知道史官的重要性，也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疏漏。那么，蜀国不设史官的原因只有一个——诸葛亮有意为之。可是，诸葛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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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之所以没有设史官，其中主要原因也许是害怕史官记录他的不好言行，阻碍他行权做事。以诸葛亮的“达于为政”和其思维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亲决”的精细作风，应该是不会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
刘备死后，诸葛亮为托孤大臣，权倾朝野，全国上下唯他马首是瞻。朝中一切事务“咸决于亮”。高度集权会使他容易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随时随地都会有过激行为发生，比如他如何排挤李严;如何颐指气使对待刘禅;如何对待仓促发动北伐等等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例如马谡失街亭一事，诸葛亮“违众拔谡”，派遣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担当前锋，结果惨遭失败，诸葛亮为保护自己地位，挥泪斩了马谡，然而马谡当时并没有像外间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后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后被缉捕归案。
在诸葛亮判其死刑后，还没来得及执行，就于狱中病故。马谡潜逃案还导致了与马谡关系很好的荆楚集团的另一骨干向朗，因知情不报而被革职。不难设想，蜀国当时要有史官的话，对于里面所发生的内情定会有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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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
倘若说在刘备手上的时候是因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政权稳固度应该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绸”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要是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更会多少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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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若泰山。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
所以，避免“史官书之”的唯一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压根儿就不设立史官，诸葛亮这一招也真够绝的。
纵览几千年帝王史，我们发现有的帝王虽贵为九五之尊，有的却在诸多窝囊和烦恼中痛苦煎熬，或以一种窝囊的方式而离开人世，或因未能察觉的窝囊事而被后人遗笑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