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王徽之这样的混账官，就因为他是琅邪王家的人，长官反倒不敢来寻趁，居然还能升官，做到了黄门侍郎
这些士族把持了高级官职，但他们却有一个先天的大缺陷，那就是不能干活。这是一个很符合逻辑的结果：士族子弟养尊处优，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捞个官当，长此以往，如何能有动力好好工作?有业务能力的人也不是没有，但作为一个整体，士族官员是彻底的不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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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士族子弟热衷的是做名士，而不是当能员。他们习惯于拿个麈尾，摇头晃脑地谈论老庄玄学，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前阅读统计数字。他们没完没了地谈天论地，没完没了地灌酒，不干正经事。本来他们愿意酗酒、穷嚼蛆，这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并无大碍，但是这些货色霸占了高级政府职位。将政务交托给他们处理，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比如晋朝的名士毕卓，他出身士族，在西晋混了个吏部的郎官干，可是他唯一乐于投身的事业就是喝酒，因为喝酒耽误公事那是常事。一个邻居酿了酒，他居然晚上跑去偷喝，喝得正高兴，让人家的家丁抓了个现行，一根绳子捆在那里，到了天亮，一看居然是芳邻毕郎官，赶紧把他给放了。他公开宣称自己的理想是“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这样一个酒鬼怎能干好公务?可是该酒鬼的仕途居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在东晋接着当干部，还成了平南将军温峤的秘书长。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立志在酒船中拍浮一生的货色能给上级提供什么帮助。
许多士族名流并非庸才，他们家学渊源，文化水准相当高，但他们更适合混沙龙、搞艺术，而不是去议事厅开会。比如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之子，极为擅长书法和绘画，天资卓异，绝非庸人所能及。但他就像大多数士族子弟一样，可能适合做很多事情，但就是不适合当官。不过他出身琅邪王家，按照特权当然能弄个官当，于是他就成了重臣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相当于骑兵参谋官。可他倒好，天天蓬头乱发，不干正事，就像现在大公司里，所有员工都西装领带，可是某个部门经理自己倒天天穿个大花裤衩子，到班上胡混，还没人敢管他。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可以断定，这样的公司一定存在着重大的问题，晋朝各级部门就像这样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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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徽之胡混得实在是太出格了，一把手桓冲有一天故意问他：“你是管什么的?”王徽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不知道。不过有的时候看见有人在我面前牵着马走，可能我是管马的吧?”桓冲脾气很好，没有骂他是头猪，反而进一步追问：“你管多少匹马?”王徽之说：“Goodquestion!不过我从来不打听这个，怎么知道有多少马呢?”桓冲又问：“那最近死了多少匹马你知道吗?”王徽之觉得他的问题很愚蠢，说：“我连活马都不知道有多少，怎么知道死马有多少呢?”
王徽之转的这些回答都有出典，这也是高级文化人喜欢的游戏之一，结合了智力竞赛和特务对暗号的特点—典籍里的话当平常对话应出来，尤其是说话时不假思索，意思还贴谱，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都能感到两腋生风，头上隐隐有光环闪动。闲话少叙，桓冲碰到这样满嘴暗号、放手渎职的下属，按理说应该革职拿办才对，可是桓冲没有勇气仅仅因为渎职就拿办一个士族。他对王徽之好言相劝：“你在单位时间很长，也是个老同志了。你看能不能好好料理料理公事?”王徽之也不理他，估计是觉得他庸俗，自顾自地抬头看天，忽然说道：“西山早晨的气息，真是让人爽啊!”像王徽之这样的混账官，就因为他是琅邪王家的人，长官反倒不敢来寻趁，居然还能升官，做到了黄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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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的文化人说起才子，都是万分钦慕，要是才子做不了大官，都说是官府没长眼。比如擅长填词的柳永，皇帝认为他只适合填词，拒绝给他官做，后来就有人抱怨说那个皇帝摧残文化，仿佛栽培文化就等于给文化人官做。很多人酗酒成性、不务正业，也被一律附会为因“无法实现理想抱负”、“报国无门”而产生的苦闷心情，也许确有此例，但在我看来，更多的“骚人”根本就不是报国无门才去喝酒，他们就是简简单单的酒鬼而已。他们不务正业，也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让他们施展才能，不过是因为他们游手好闲惯了。晋朝官员中，才子比例很可能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但社会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大好处。文化和政治本是社会中两支彼此激荡的力量，两者的合流不过导致了变态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