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监察制度是比较细密的，然而好多大案要案露出丑恶面目来，则与监督机构没有什么关系。最明显的是“王望案”。王望的案子引起乾隆的注意，并不是各路御史奏报、弹劾的结果，而是与阿桂、和糰在甘肃平定苏四十三作乱有关。
“穷藩司”拿出4万两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甘肃省河州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经过几次交战，官兵损兵败北不能速胜。乾隆很生气，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主动向乾隆上奏，说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军费紧张，自己乐意把平时积攒的4万两廉俸银贡献出来，“以资兵饷”。乾隆皇帝见王廷赞一出手就是4万两银子，觉得奇怪：仅仅一个藩司(布政使)，家计怎么那么充裕?是不是和当地实行的“捐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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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藩司是总督、巡抚的辅助官员，俸银、养廉银合在一起每年不足万两。尤其甘肃，偏远贫瘠，所得与富庶之地的布政使有差距。因此说，王廷赞无论如何也捐不出4万两私银。
于是，乾隆皇帝传谕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密访查王廷赞，看他是否染指捐监一事。
集体贪赃枉法
所谓“捐监”，就是允许一些有钱有粮的人通过捐粮换取“监生”资格，并可以应试入官，称“监粮”。捐交的谷粮，遇到灾荒用来赈济灾民。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当时的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甘肃地瘠民贫，需要在辖区内实行捐粮为监。乾隆同意了勒尔谨的意见，并派出浙江布政使王望前往甘肃主持捐监。王望在乾隆眼里属于“能臣”，有在甘肃工作的经历。王望到任后，向勒尔谨建议各州县都可以收捐，这样可以解决内地粮仓储备不足问题。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王望赴任已经半年了，他向乾隆帝汇报了甘肃省的“捐纳”情况：到九月底止，已有19017余人前来捐纳，共收得粮食82.75万余石。乾隆皇帝肯定了王望的工作成绩，说他“承办认真”。实际上，王望所谓的80多万石粮食只是个虚数，粮仓里一粒也没有。不久，勒尔谨又上奏，称甘肃省雨水稀少，连年大旱，需要大量的粮食赈济百姓，希望皇帝准许把粮食折成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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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甘肃这个不富裕的省份，就成了那里官员的“富贵乡”，民间的捐银巧妙地变成私有财产，自总督以下都有份，自然王望得银最多。最后，甘肃全省各级官员，“上下勾通一气”，毫无忌惮地侵吞国帑民膏。
由于捐监有功，乾隆四十二年，王望升迁为浙江巡抚，由王廷赞接任布政使一职。王廷赞 “知其弊，不能革”，甘肃一如从前，集体贪赃枉法。
斩首56人
实际说来，“甘肃贪污大案”的查处，并非单纯因为王廷赞捐银4万两一事。那件事不过提醒皇帝，甘肃捐监可能有问题。实际上，原任布政使王望的奢靡生活，乾隆一直印象深刻，也常有所思，但没有证据。韩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第五次南巡，王望接驾铺张奢侈。帝告诫：“南巡只是体查民情风俗，不是游玩观景，今添建屋宇，张灯结彩，朕实所不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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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使这件“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启动大范围调查程序的，是大学士阿桂与尚书和糰初入甘肃时的报告。和糰奏折说入境即遇雨，阿桂也报告军队经常遇雨，道路泥泞，难以速进。一个“雨”字，使乾隆的怀疑之情有了涌泻的突破口，因为甘肃省的报告向来称少雨大旱，需要赈济。乾隆看了阿桂他们的报告很感慨，“可见该省亦并非竟少雨泽，人言俱未足信”。传谕阿桂、李侍尧确切访察。
阿桂、李侍尧奏报了王望等令监粮改输银及虚销赈粟自肥各种情况，甘肃的弥天大案才揭开了暗幕。乾隆表态：“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对于这起特大贪污窝案的处理是：王望处斩刑，王廷赞处绞首，勒尔谨赐死;贪污数万两的巨犯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