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奸，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性冒险了，它产生感官愉悦、精神刺激，但又挑战禁忌，伤风败俗。所以，几乎所有的文明体都曾经立法将通奸入罪，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不少文明国家或地区在法律上保留通奸罪，比如法国、韩国、美国的一部分州、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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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官员通奸不是新鲜事，在古代更是非同一般。所谓非同一般，不是说古代通奸的官员更多，而是在古代官员通奸是一种大罪，是法律严令禁止的非法行为，而远非当今仅停留于道德谴责的范畴。
从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华法系也是一直设立通奸罪。如果对中国历史上通奸罪罚的演变趋势做一种鸟瞰式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它恰好呈现出一个“U”形轨迹：前期重罪化，中期轻罪化，后期又重罪化。
秦汉魏晋时期，法律对于通奸罪的处罚很严厉，如据北魏的刑法，“男女不以礼交，皆死”，通奸是死罪;又允许亲属对通奸之人以私刑处死，《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夫为寄豭，杀之无罪。”所谓“寄豭”，指跑到别人家传种的公猪。意思是说，如果丈夫像公猪一样钻进别人的被窝，那么被人杀死了也是活该，杀人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到了唐宋时期，通奸已经出现轻罪化的倾向，如《唐律》规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二年。”即通奸的男女双方，各判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如果当事女性有丈夫，则加半年刑期。与韩国现行法律对通奸罪的处罚(判二年以下监禁)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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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元代起，通奸又开始变得非常危险，除了要受到国法的惩罚(妇女“去衣受杖”，即剥光衣服行杖刑。元明清三朝相沿)之外，法律还允许私刑，奸夫淫妇被捉奸在床，杀死无罪，如《清律》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只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
总的来说，处于秦汉与元明清之中间的宋王朝，对通奸罪的处置是最合乎现代文明的。宋朝的立法继承自《唐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为革五代刑罚严苛之弊，宋朝创设“折杖法”，即在执行刑罚的时候，将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如此，“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通奸罪的“徒一年半”，折杖后的刑罚是脊杖十五，脊背打十五板子后释放。
对通奸罪，宋政府又创造性地立法规定“奸从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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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即妻子与别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
跟后来的元明清有别，宋朝立法对于民间的通奸行为，基本上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同时，宋政府对于官员的通奸行为，又主张处以更加严厉的刑罚。官员与民妇通奸，宋人称之为“监临奸”，宋朝法律申明：“诸临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而且官员犯奸，也不是“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而是官民均可按发的罪行。一旦有官员被发现与人通奸，往往还将受到降职、撤职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