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第二次包围京城到靖康二年四月张邦昌伪政权建立前，宋徽宗、宋钦宗及北宋官员一直幻想不惜任何代价、通过斡旋方式保留政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双方达成协议，该协议规定：(金国)准免道宗(宋徽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宋宫廷器物充贡;准免割河(黄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公主)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匹两贡大金;原定亲王、宰相各一人，河外守臣血属，全速遣送，准俟交割后放还;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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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条件是：“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从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开始履行以上协议，按照金人的要求向金军营寨输送女性，最早送去的是蔡京、童贯、王黼家的歌妓各24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作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斡离不)寨。
史载，福金帝姬见到斡离不后，“战栗无人色”，斡离不下令奴婢李氏将福金帝姬灌醉，乘机对其实施强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军统帅蹂躏的宋朝公主。
尽管开封府官员刮地三尺，却无法满足金人的索求。为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开始拿妇女抵债。开封府官员除对照玉牒将宫廷、宗室妇女全部押往金营外，还搜括京城民女甚至已经嫁人的宫女充数。这些被强行抓来的女性“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为了邀功，竟“自置钗衫、冠插、鲜衣”，将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5000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金军。以胜利者自居的金军从选送的5000名女性中“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当然，被淘汰的2000名女性应属于被金兵糟蹋后由于身体虚弱等原因不便带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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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由于无法满足金军索要的金银数目，宋徽宗和皇室成员也没能逃脱这场噩运：二月初七日中午，在金军元帅粘罕、斡离不和上万名骑兵的严密监视下，宋徽宗率妻妾、子婿妇、女奴婢从皇城络绎而出，经内侍指认点验后，“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宫以下，骑卒背负疾驰”。在交接过程中，金兵对其行李也进行了严格检查，凡金银玉帛“不许带往南熏门交割”。
随后一些躲藏在民间的宫廷、宗室女性也被金兵陆续搜出，除了死去的女性需要特别注明外，任何与皇室有直接血缘关系哪怕是年仅一岁的儿童都在被掳之列。据《靖康稗史》之三《开封府状》所保存的少量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女性资料统计，这些女性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
最终金人选定嫔妃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其中皇帝妃折钱加倍，共折合金13万4千锭;嫔御98人、王妾2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近支宗姬195人，共折合金22万5千5百锭;族姬1241人，共折合金24万8千200锭;宫女479人、采女604人、宗妇2091人，共折合白银158万7千锭;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折合白银66万4千2百锭;贵戚、官民女3319人，折合白银33万1千9百锭。以上妇女共折合金60万7千7百锭、白银258万3千1百锭。
即便如此，除去已经缴纳的金银数目，北宋政府还欠金人“金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锭、银八十七万一千三百锭”。这11635名被出卖的女性分别被关押在青城寨(原大梁城南5里，今开封城南)、刘家寺(今开封城外东北)两个金军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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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噩运。
如何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住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