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前，曾先后有三位高官向唐玄宗说过安禄山会谋反。据《旧唐书》记载，张九龄因为讨厌安禄山的「狡黠」，所以告他「面有逆相」且有「狼子野心」;王忠嗣因为李林甫对自己「日求其过」，于是告他的亲密同伙安禄山日后「必反」;杨国忠因为担心安禄山与自己争夺相位，因此多次「上前言其悖逆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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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把「谋反」的帽子强扣在别人头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政治斗争手段。在个人喜恶、个人利益、个人权欲面前，无论是风度翩翩的张九龄，异常奸诈的李林甫，还是粗鲁霸道的杨国忠，都把颇受皇帝宠爱的安禄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都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他们的说法均属主观臆断和恶意诬陷。
其实，最早预见安禄山谋反的人是李白。天宝十一年(752)十月，李白在游歷途中，偶然去了一趟范阳，即幽州，也就是安禄山的大本营，亲眼目睹了安禄山的嚣张气焰，客观地预见了安禄山谋反的必然性。离开幽州后，李白写了一首诗，题为《幽州胡马客歌》。
在古代，把「谋反」的帽子强扣在别人头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政治斗争手段。
全诗为：「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万人不可干。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端。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天骄五单于，狼戾好凶残。牛马散北海，割鲜若虎餐。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妇女马上笑，顏如赪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旄头四光芒，争战若蜂攒。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嘆。何时天狼灭，父子得閒安。」诗中的「胡马客」暗指安禄山，「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写出了安禄山的飞扬跋扈，「疲兵良可嘆，何时天狼灭」则道出了李白的忧国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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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之所以有这种敏锐觉察和正确判断，推断有以下原因：其一，李白经过两次官场上的失败，政治警惕性有了进一步提高;其二，李白被「赐金还山」后身处局外，更容易清醒地认识局内问题;其三，李白与安禄山都具有胡人血统，更容易洞悉同族人的心思。流放夜郎遇赦后，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也回忆了当年他在幽州的所见所闻。「戈」和「鋋」均为古代兵器，李白用一句「戈鋋若罗星」，犀利地揭露了安禄山跃跃欲试的狼子野心。
对于如此重要的军事情报，李白既没有上报朝廷，也没有密奏皇帝。应该说，李白有难言之隐。当时，安禄山正红得发紫，昏聩的唐玄宗对他百般信任和恩宠，连御史大夫和当朝宰相都扳不倒他，李白一个被谗逐的文人，所说的话又有多少分量呢?再者，王忠嗣、杨国忠因为说过安禄山的坏话，一个被贬职，一个遭白眼，如果换了李白，恐怕只有被砍头的份了。所以，一句「心知不得语」，反映出了李白当年心存畏惧、有话难诉的矛盾和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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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话放在心里面，把预见写在作品中，是李白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此后，李白继续他的游山玩水，继续他的求仙访道，甚至想用「栖蓬瀛」的方式来避世。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后，剑法高超的李白不但没有投军报国，反而和普通百姓一样选择了仓皇「南奔」，甚至认为「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国难当头，李白这一系列退撄逃避的做法，既反映了李白在政治上的消极和绝望，也反衬出了「盛唐」表象下的昏暗和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