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计划生育是我国现在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减轻了社会与国家的压力。那么，古代人是否也像我们一样，实行过计划生育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历代人均寿命：
夏代：18岁，秦代：20岁，东汉：22岁，唐朝：27岁，宋朝：30岁，清代：33岁。
建国后1949年：35.0岁，1957年：57.0岁，1981年：68.0岁，1999年：70.8岁，2000年：7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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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组数据说明，封建社会时期人的寿命是很短的。中国的人口在清朝前差不多都维持在5000万左右，这还是在没有战争的所谓太平盛世的时代，只有到了清末中国的人口数字才过亿。由此可知，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相比领土而言，确实有些过少了。因此，增加人口反而是当时民族延续的历史使命。而且古代的人素来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思想。只要条件允许，就会可劲儿生。况且古代生产力低下，没有足够的人口就很难生存。据史书记载，唐朝时人均可耕地曾达到30几亩，少的时候也有十七八亩。耕地这么多，而生产工具却很落后，因此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是绝对不行的。不过，并不是人越多越好，在我国古代，也出现过人口过多的时期。
在《明会要》中有这样的记载，万历六年，中国的人口数量为6069.2万，在此之后有些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40多年后，《太平广记钞》刻本发行。文学家冯梦龙在评纂此书时，于《仙部·古元之》记载的神国人和邻邦通婚，欲生育“二男二女”处加眉批道：“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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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梅村在其所著的人口学专著《乙丙日记》中认为：人口“万不容过多”!他反对早婚，对“求子孙多”的传统观念持批评态度。他在1855年到1856年间提出“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思想，是提出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第一人。汪梅村降低人口出生律的办法是，在第一胎后“施送断胎冷药”。他还主张晚婚，提出“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他认为，若“生女两个，生男三个”，都要加重交税以惩戒。
韩非子也有自己的人口论思想：“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初唐著名白话诗僧王梵志有这么一首诗：“富人少男女，穷汉生一群。身上无衣挂，长头草里蹲。到大耶没忽，直似饱糠牲。长大充兵仆，未解起家门。积代不得富，号曰穷汉村。”从贫富的角度论说了人口问题，明确指出一家人生活的好坏，直接与子女多少有关。他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续续生出来，世间无处坐。若不急抽脚，眼看塞天破。”他主张“生儿不用多，一个胜十个”。他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
明代初期进行人口“普查”，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为6054多万人，比元朝增加700余万人。其中城市人口增长特别快。到清朝乾隆年间，全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康熙、雍正担心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乾隆忧心忡忡地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10余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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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令各级官吏奏明人口增长的原因。进士洪亮吉写《治平篇》、《生计篇》，全面分析人口增长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洪亮吉这样写道：“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教授之馆不加增”，后果“甚可虑”。他建议开辟土地，进行人口迁徙，并且减轻赋税，厉行节约，使物尽其用，禁止土地兼并，以求封建制度下的民人“平等”。
由此我们可知，人口过多的情景也在古代出现过，而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也都对人口的控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而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时至今日，地球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60亿，给地球母亲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因此，为了使人类能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控制人口增长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