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个好皇帝。他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宽以待人性情温和，在位四十二年，国泰民安社会稳定。那时，女子相扑是最热门、最吸引眼球的运动项目，每当有赛关索、黑四姐等相扑明星出场演出，东京城里常常是万人空巷。
相扑是一种类似摔跤的体育运动，起源于汉代的田间地头，庄稼汉们劳作之余在凉风习习的树阴下，比试一下力气，增加一些生活乐趣。
汉代不叫相扑叫“角抵”，多么形象——两个人的四只手臂交缠在一起，头抵着头对峙着，寻找发力扳倒对方的机会。南北朝时“角抵”发展成全民性质的相扑。
有文字记载的女子相扑出现在晋朝，虞溥所著的《江表传》中描写了皇帝令宫女盛装进行相扑表演的情景，美女拉拉扯扯娇喘吁吁环佩丁当的场面一定十分好看。
相扑运动的性质决定了运动员为了减少对方制约自己的机会，比赛时穿的衣服越少越好，后来差不多是忽略不计，仅用布条遮羞，比赛中难免会有布条被扯下来的尴尬。除了力量的抗衡之外，女子相扑那白花花的胴体，也是一场货真价实的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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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里的北宋东京城一片欢腾，宋仁宗带着近臣和众美女来到宣武门，魔术表演歌舞表演之后，赛关索、黑四姐赤膊上阵，别看两个姐姐胖，功夫却是了得，她们腾挪转身，身法迅疾，赢得一阵阵喝彩，宋仁宗看得出神，眼睛都直了。
可是第二天一上班，宋仁宗一眼就看到了司马光先生的奏章《论上元妇女相扑状》。文中老先生严厉指责仁宗贵为天子如此轻浮成何体统云云。“严加禁约，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最后强烈要求禁止女子相扑运动。
领导脾气好，下属的火气就很大。无独有偶，在任用干部问题上，宋仁宗存了点私心。包拯知道了，跑到办公室大吵大闹，溅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直到宋仁宗妥协了，包拯才善罢甘休。
“裸戏门”之后，宋仁宗虽然没有颁布罪己诏向全国人民道歉，但也没有再敢动看女子相扑这个念头。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鲁迅一起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不亚于鲁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鲁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简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却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附敌当了汉奸而遭世人唾弃，晚年生活也是在“穷、病、闹”中悲惨度过的。
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剧的人生。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当然跟周作人自己软弱怯懦和苟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关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人生悲剧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想而知，没有羽太信子，更没有周作人晚年的“穷、病、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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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但是这毕竟是假设。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当汉奸无疑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的原因，学术界看法颇多。有人说是周作人自己骨头软没有民族气节。有人说是他和鲁迅失和后，故意为了塑造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形象，这样一来，习久成真，鲁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终于使自己滑入当汉奸的下场。有人说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说是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人说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还有人说，周作人本来也是准备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积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总之，说正说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的影响。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汉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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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作人的性格喜欢安宁平和，不想颠簸流离地逃难。受到日本人胁迫时缺少骨气，苟且偷生做了汉奸。
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4、羽太信子的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