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死了，但中国的文字冤案并未随他而消亡。回首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一言以蔽之：艰难与险恶。
乾隆作为承业皇帝，算是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帝，他手下的盛世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其父雍正。可父子二人相比，儿子的威名远在老子之上。同样的酷治江山，父子二人“酷”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儿子酷政“酷”得刁，玩得妙，帝王这套游戏规则算是被他把玩到家了。他刚柔并济，先宽后严，效果和口碑都非父辈可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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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代文字狱简表》统计，乾隆在位60年，退休后仍不舍得弃权，又管4年，共计64年，制造的大规模、中规模和小规模的文字案共计130多起，可以说五个月就要对文人“刀斧伺候”一次。中央政府咬文嚼字、乐此不疲，地方政府为邀功请赏、扩大战果，恨不得挖地三尺。说白了也就是投皇帝之所好，挠皇帝之所痒，借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罢了。当然，其间也不乏文人失尊拍皇家马屁拍到马腿上，把性命拍丢的主儿。
如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一首“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从诗作水平来看，此秀才可能刚刚出道，笔功稚浅，心里想的和落于笔端的错位大，鸿沟宽，累得他满头大汗，才得一首四句小诗，本意是想对清朝歌功颂德，不想竟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安能敬被抓进大牢，拉上大堂，皮开肉绽后，他红着脸说了一句实在话：“我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
无独有偶，着名学者全祖望也曾干过此类倒霉事。他曾在《皇雅篇》中大叙雍正得位之正的问题，谄媚之意彰显，单等皇帝发现。可惜的是，皇帝还没看到，却被仇家瞅出了问题。全祖望的文章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冠“贼”字于“清”字之上，被仇家指责为大逆不道上奏乾隆，后因有朝廷官员竭力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这马屁拍得又是一个不值。
乾隆数十年屡兴大狱，缺德事干得真是不少，因而到了晚年，对“老”、“死”一类的字眼忌讳莫深。如乾隆四十四年，直隶的一个能人智天豹，数十年修得一本万年历，为讨好乾隆，特托人献给乾隆一本。不料，乾隆看后，发现该历只编到乾隆五十七年，越品越觉得不对头，这小子岂不是在变着法子咒朕早死?智天豹因巴结皇帝而掉了脑袋，冤情至深。可能直到死时，他方体悟出“伴君如伴虎”这句老话的深刻内涵：皇帝老儿跟前的马屁精可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可以说，清朝前期的文人们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野史上讲到一个刘三元，此人神经有毛病。某日，他疯气一犯，对着衙门大喊：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此等书面语言大老粗是说不出的，这个刘三元很可能是位落第秀才，因屡试不第，压抑而疯。可惜，乾隆政府并没有因精神的问题赦免他，判他个一刀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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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起另一位因在书信上写“坤治”年号被凌迟的江西疯子，一刀亡命的刘三元算是幸运了……文字案一桩接着一桩，虽说不是一窝风的大型运动，但这种零星不断持久战比集中战威力更大，给文人造成的心灵恐惧更是持久。文人个个心惊胆战，背着脑袋“爬格子”，用字用句皆小心翼翼，前后关照，审了又审，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了，可依然不能保证全家老小的性命。当然也有不怕死冒大险写诗的。文字狱大兴其间，就有能人作诗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大概就是对外夷皇帝们咬文嚼字功夫的一种极力反抗。
乾隆这位可爱的“十全老人”咬文嚼字的功夫也的确了得，他不但火眼金睛，还有骨头里面挑刺的癖好。到他这一朝，忌讳的字眼不断扩大，从明显处到隐晦处，从字面义到引申义，层层推敲，让文人们防不胜防，一旦被他揪住小尾巴，他根本不会给你留申辩的余地，一瞬间便能让你体会到啥叫“祸从天降”。
当身上的小肉片在刽子手的刀下如同雪花飞舞之时，自己却还不知道哪里得罪了皇帝老儿?哪个字眼戳到了他的讳处?只得带着重重疑问和极刑的疼痛到阴间去细揣细问了!比如，杭州卓长龄着《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人指为“忆念明朝”，上报给乾隆。乾隆帝一看，问题更是严重了一层，连卓氏的家人都携带着一齐深恶痛绝之，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从咬牙切齿的咒骂来看，这哪里还是政府对民众，简直上升到了私仇家恨的层面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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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以看出，文人阶层也是一个千人千性的小社会，啥嘴脸都有，有怕死的，也有不怕死的;有丢弃文人骨气的软蛋，也有刚正不阿的硬骨头。尽管千人千性，但作为文人还是有其共通的性格脉络的。比如说，文人自古就有种种繁多的失意情绪，发起牢骚来不知不觉。
再比如，文人参政的欲望，让其总是无法远离政治磁场。在“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人要么入仕为官，将文人和官吏的双重身份归于一身;要么就是奔波于考场几十年，落得一腔怨气。文人与官场的这种紧密又微秒的关系，便是历朝历代的政治运动皆是拿文人开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