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将商鞅变法的内容概括为：“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具体如下：废除井田制，准许买卖土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取消贵族特权，废除“刑不上大夫”;奖励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因军功恢复自由身，而贵族没有军功者不授爵位;厚赏重刑，建立连坐制度，对耕织、作战、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赏，对那些私相斗殴者、不积极外战者、懒惰贫穷者、隐匿犯罪者加以重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
但如何让新法得以推行呢?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商鞅“徙木立信”，用五十金来试探老百姓，也向老百姓传递了一个信号：推行新政，赏必重赏，罚必重罚，态度不容置疑。
新法一经颁布，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顽固抵制，为了推行新法，商鞅不得不用血腥来树立威严。
世子之师太师公子虔、太傅公孙贾闻知商鞅颁布新法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大部分秦国中的儒家书籍收缴起来，焚烧殆尽，心中惊惧，也不敢再以儒家书籍施教于世子赢驷，可又不愿意按照公孙鞅的思想施教于世子赢驷，于是便利用世子赢驷去刁难公孙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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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见世子赢驷总想刁难自己，也唯恐发生正面冲突，凡事皆躲着世子赢驷。可是，世子赢驷在公子虔、公孙贾的蛊惑下，自恃是世子，更不把公孙鞅发在眼里。
这一天，商鞅入宫拜见秦孝公，可是刚入宫门，只见世子赢驷怒冲冲迎面走来。商鞅见此，便急欲避开。这时，只听见世子赢驷在远处高声喊道：“公孙先生且慢，勿要避之也。本世子有要事请教之。”商鞅闻听亦是无可奈何，只好站在一旁恭候之。当世子赢驷来到近前，商鞅施礼说：“臣拜见世子焉。”世子赢驷却冷冷地说：“本世子不敢受先生如此大礼也。”然后又说：“本世子又一事不明欲请教之。先生自入秦以来，屡屡颁布新法，已有数载也，于国于民何利乎?秦之上下皆言不便，何不废乎?”商鞅闻听此言，不由得大惊，心中暗想：“此语乃是公开反对变法，乃大罪也。”
但表面上却平静如水，微微一笑说：“世子所言差矣。自新法《垦草令》颁布以来，已有数载，而秦国富足与强盛之迅速，胜过百年矣，足以与中原六强并立，乃世人可见也。而庶民百姓安心守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山无盗贼，安居乐业，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县可谓大治矣，乃世人皆知也。如此，岂能言新法于国、于民无利乎?再者，朝中众臣及各级官吏皆明新法，执行不阿，亦无人言不便也。以世子之明，岂能不知乎?以臣观之，世子所出之言，非世子本意也，定有佞臣在暗中蛊惑，蓄意挑拨臣与世子之谊，臣必依法纠之。望世子三思而行焉。”世子赢驷闻听商鞅之言，更怒说：“先生勿要胡言也。吾虽无尔雄辩之才，但此语乃本世子肺腑之言也，何言他人蛊惑乎?”说罢，世子赢驷愤愤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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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看着世子赢驷远去的背影，不由得摇头叹息说：“年轻气盛，故如此耳。世子不可罪之，而蛊惑者，当重罚之。”然后，入宫拜见秦孝公，奏明此事。
秦孝公闻听此事大惊，此乃触犯新法之举，乃大罪也，因是国家储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让太子傅公子虔(公子虔不仅是太子的老师，还是秦孝公的大哥)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新法实行四年后，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竟然割掉了他的鼻子(劓刑)。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这等于是向商鞅认错了。不料，心狠手辣的商鞅将这些人全部发配远方，从此以后，秦国再没人敢批评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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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大的原因是秦孝公的无条件支持。秦孝公英年早逝之后，已经酝酿了20年的风暴骤然来临。对商鞅恨之入骨的贵族们乘机告发商鞅谋反，失去后台老板的商鞅逃到了函谷关，想住客店却没有证件，店主不敢收留他，因为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连坐之罪!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封地，仓促地组织了一支人马，起兵造反。战败后，秦惠文王对他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