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大紫”和“红得发紫”都是比喻人生显赫如日中天，那么为什么不用别的颜色来形容，而非要用红色和紫色呢？这跟中国古代对颜色的定义以及官服制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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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两种，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5种纯正的颜色，间色是指绀（红青色）、红（浅红色）、缥（淡青色）、紫、流黄（褐黄色）5种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正色和间色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丝毫不得混用，比如孔子曾说“红紫不以为亵服”，不能用红色或者紫色的布做家居时的便服。
作为间色的紫色本来是卑贱之色，《释名·释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 ”但是，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偏偏喜欢紫色。
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至于当时5匹生绢也买不到一匹紫色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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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看到这种现象十分担心，于是管仲劝他不要再穿紫衣，“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然而，齐桓公始创的这个传统却流传了下来，南北朝时期创立了五等官服制度：朱、紫、绯（深红色）、绿、青。以唐代为例，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四品着深绯色，五品着浅绯色，六品着深绿色，七品着浅绿色，八品着深青色，九品着浅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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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一个叫傅游艺的官员擅长拍马屁，一年之间自青而绿而朱而紫，时人号为“四时仕宦”。而白居易的著名诗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被贬官后的诗人只有穿“青衫”的资格。
“朱”是正色，“红”是间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用“红”取代了“朱”，由“大红”而“大紫”，比喻官位升迁，“红得发紫”也是同样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