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武则天(624-705年)后期，公元700年6月，一个叫张昌仪的人，当上了皇都洛阳城的行政长官(洛阳令)。此公别的本事没有，专会倚仗其兄张易之、张昌宗的权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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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武则天的男宠“二张”(张易之、张昌宗)，被武皇捧为“超级男宠明星”。两兄弟狼狈为奸，恃宠而骄，干预朝政，发号施令，可谓“贵显已极，势倾朝野”。而张昌仪原本无德无能之辈，却因了与“二张”的“哥们兄弟”关系，便也显赫起来，成了手眼通天、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在官场上倚权仗势，为所欲为，无论谁求他买官升官，“请属无不成”。只要舍得花银子，凡事他都有求必应，没有办不到的。
阅《资治通鉴。卷206》，看到其中记载：“(张昌仪)尝早朝，有选人以金五十?并状，邀其马而赂之……”原来，说的是一次张昌仪上早朝，有一位姓薛的候补官员早就在他必经的路上暗中等待，看见他的车马来了，连忙上前拦住马头求见张大人。所求者何?不为别的，只求去掉“候补”二字，使自己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穿上大官袍，戴上乌纱帽。说时，薛某恭恭敬敬地向张昌仪奉上黄金五十?，同时附上一份写有个人姓名及要求的“请托书”。张昌仪对这样的“官位”买卖交易，早已是个运用得炉火纯青的老手，于是心照不宣，收下贿金和“请托书”，二话不说，打马而去。
到了朝堂，张昌仪“以状授天官侍郎张锡”，照例把行贿求官者薛某的“请托书”交给天官侍郎(吏部副部长)张锡，要他给薛某任命官职，张锡当即唯唯诺诺，应声“照办”。不料几天后，张锡不慎将薛某的“请托书”丢失，又不曾记得薛某的名姓，顿时慌了神，就赶忙去问张昌仪，大人吩咐要授官的候补者是谁?张昌仪听了，骂道：“不了事人(不会办事的东西)!我也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只知他姓薛，回去查到候补官员中有姓薛的，给个官就是了。”
张锡内心惶恐，回去查阅卷宗，发现登记在册的候补官员档案中，竟有60多名“薛姓”候补官员。由于无法分辨究竟是哪位，干脆不管是龙是蛇，将60多名“薛姓”候补官员一次性全部挂上了一官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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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了张昌仪这次卖官的全过程，颇有戏剧性的讽刺意味。张昌仪坐镇“乌纱公司”，只要给管官的组织人事部递个条子打声招呼，就有像张锡这样的部级高官俯首听命，竭力效劳，可见张昌仪权势熏天，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无以复加!这桩肮脏交易，原本由张昌仪应薛某一人所求而起，只需售“帽”一顶，然而，结果却出人意外，一次性批发了官帽60多顶。《通鉴》上说：“在铨(待选)姓薛者六十余人，悉留注官。”凡在册姓薛的所有候补官员都乘机跟着沾了“薛姓”的光，如同儿戏一般，简直跟官员选拔升迁的“明规则”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出现这种荒唐的“官帽”批发事件，似乎十分偶然。如果张昌仪记得行贿者的名字，如果张锡没有“失状”或者虽“失状”却还记得薛某的名字，那么，众多“薛姓”候补者也就不可能天赐良机，好运降临，只得再“候补”下去了。其实，这种机会的偶然性恰恰寓于权力腐败的必然性之中。
张昌仪手中的权力，包括他背后拥有的巨大的“隐权力”，因为得不到监督和约束，所以他才能挥动权力专制的魔杖，胆大包天地破坏正常的官员选拔任命制度，贪赃枉法，作奸犯科，败坏吏治。一粒老鼠屎，也能搅乱一锅粥。张昌仪这样的官蠹之所以能在官场上呼风唤雨，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盖由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腐败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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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治通鉴。卷207》记载，不久，张昌仪成了著名的“暴发户”。他新建了一座胜过皇子公主的豪华别墅，春风得意地过起了奢侈享乐的日子。饶有意味的是，有人趁夜在他家门上书写了一条标语：“一日丝能作几日络?”“丝”谐音“死”，“络”谐音“乐”，意思是都快要死了，还能快活几天呢!隐喻他骄奢淫逸、作威作乐的日子不会长久，给这个“得志便张狂”的家伙，来了一声当头棒喝!果然，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随着张易之、张昌宗的失势被诛，张昌仪也自食其果丢了命。放纵权力以谋私，只能逞一时之乐，终必身陷泥潭而亡身，这是张昌仪的可耻下场，也是“李昌仪”“王昌仪”等贪墨者的归宿，可谓天理昭彰，屡试不爽。
不过，今天的读者还是得谢谢张昌仪，是他制造了权力寻租、封官许愿的一个古代“笑典”，为我们的权力机关如何健全和完善公开、公正的官员选拔任命机制，防止滥用权力，提供了一份绝妙的反面教材。(摘自香港《文汇报》文/邓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