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到，战国时期赵国人，稷下学宫的学人，是先秦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商鞅的重法、申不害的重术不同，慎到主张的是重势。其“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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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到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慎到认为，君主要想臣民服从法令、实行“法治”，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掌握能使臣民服从的权势。他将君主与权势形象地比拟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高飞，一旦云消雾散，飞龙也就成了地上的蚯蚓。君主有了权势，即使象桀那样昏庸，也能“令则行，禁则止”；如无权势，即使象尧那样贤智，老百姓也不会听从。所以他说：“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推行法令只能靠“势”而不能靠“德”，所以他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这是他的“人莫不自为也”的人性论的必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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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到的无为而治，包含“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即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他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而且国君如果事必躬亲，一个人去“为善”，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甚至会“私其所知”，不肯出力，国事如有差错，“臣反责君”。慎到认为这是“乱逆之道”，是“君臣易位”，国家也就不可能不乱。
慎到虽然重“势”，要求国君“权重位尊”，但坚持君主必须“尚法”。他把法家所主张的“法”和道家所主张的“道”或“理”等同起来。道家认为人君在“道”面前只能“惟道是从”、“无为而治”。慎到则认为人君在法面前也应“事断于法”、“无为而治”。这既是他的法律观所导致的结论，也是他的国家观所导致的结论。二者都源于他的公私观。在他看来，天子、国君以及各级官吏不但必须“任法”、“守法”、“唯法所在”，而且都是为了服务于天下、国家而设立的。因此他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他已从公私观上将天下、国家和天子、国君区分开来。所以他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守职”，而反对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为国、为“公”，而不能“行私”。为了防止国君行私，慎到反对国君“自任”，而要求国君“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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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到的尊君、贵势和尚法都有其独到之处。贵势在于推行“法治”，却并非权力至上；尊君在于强调集中权力，又反对专制；尚法在于“立公”，坚决反对“行私”。
后来，慎到的思想而后被韩非子所吸收，成为“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