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2年，也就是唐代宗李豫即位那年的6月，在西域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高昌城，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男一女两个8岁的孩童，被一辆奔驰的牛车撞成重伤，引出了一场刑事附加民事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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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的高昌城，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市民史拂8岁的儿子金儿和曹没冒8岁的女儿想子，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玩耍时，被一辆拉土坯的牛车撞伤，两个孩子腰部以下全部骨折，生命危在旦夕。
肇事人是“行客”靳嗔奴的“年工”，30岁的年轻男子康失芬。“行客”就是来高昌做生意的外地人，“年工”就是雇佣一年的长工。这个案件的卷宗是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的。该卷宗提供的审判程序和处罚原则都比较完整，揭开了1200多年前那次车祸的事实真相，看到了唐代交通肇事处理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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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后，史拂和曹没冒分别向官府提交了呈辞，陈述了孩子被牛车轧伤的经过，向官府提出了处理的要求，也就是把雇主靳嗔奴告上了法庭。史拂的呈辞这样写道：“男金儿8岁，在张游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碾损，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见困重，恐性命不存，请处分。谨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案件是一个叫“舒”的法官处理的。在案件调查中，舒先是询问肇事人康失芬，康失芬说牛车是借来的，自己驾驶技术不过关，在牛奔跑的时候，自己“力所不逮”，以致酿成大祸。法官舒问康失芬有什么打算时，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态度还算可以。就是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亡，再按法律处罚自己。也就是流放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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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唐朝法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之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斗杀伤就是故意杀人，最高刑是死刑，比它减一等，就是长流三千里。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高等级。一般还有附加刑——三年“居作”，就是三年佩戴枷锁劳动。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交通肇事的处理，是非常认真、非常严格的。也看出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交通肇事案件的重视程度。唐朝的牛车肇事与我们现在的飙车肇事、醉驾肇事比起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