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皇帝的妻子梅莎丽娜，这位有着无数情人的皇后不仅在皇宫里“开房间”幽会情人，还在外面购置房产。更有意思的是，她会在夜深人静时带上贴身宫女溜出禁苑变成妓女“丽西斯卡”，上夜班拉客，尽享人间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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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莎丽娜皇后卖淫不为钱财，妓院老板在她身上尽得好处，因为每次她都只给自己留下一个铜板。这些铜板没有货币功能，皇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结绳计事般记住与她睡过的嫖客的数量。厌倦与国王做爱的罗马皇后，不愿苦捱那死气沉沉的婚姻，而将自己的身体献给四海之内的寻芳客，在人类娼妓史上的确是件稀罕之事。
2001年，英国作家奈保尔获诺奖公开感谢的不是领导和家人，而是他经常光顾的妓女们。以文笔犀利而富于争议著称的奈保尔承认，由于忙于工作无暇追求更体面的情妇，便只有在妓女的怀中寻求慰藉：“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
如今很多人会从道德高度对“奈保尔式性效率”进行批判。若在古代，那些对人类生活失望透顶的男人纷纷回到妓女的怀里寻求慰藉。
北宋名臣、文坛领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曾经娶一代名妓甄金莲为妾。初相遇时，甄金莲还是雏妓。在父母包办婚姻的年代，妓院的确是才子佳人的爱情避难所。一代才子柳永更慨叹：“烟花巷陌，依旧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青春都一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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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曾在自己的花园里至少给六名妓女讲课，名妓郝尔皮里斯给亚里士多德生了一个儿子，而苏格拉底先生同样会为了观赏某位妓女的迷人风姿而中断演说。如今的妓女只有皮肉生意，而在那时妓女却代表着一种精神生活。仿佛妓女不是一种日常消费品，而是像圣妓时代一样具有某种世俗的高度。如瓦诺依克所说，公元前四世纪，当个人主义开始侵入艺术和民风民俗领域，妓女不再被视为一种“东西”，她们开始被尊重和赞扬，不再是奴隶而是任性的女主人。
伍迪・艾伦在《门萨的娼妓》里向人们描述了一家与众不同的妓院。妓院提供的服务是专门为与妻子无法交流的男性提供精神智力体验。精神交流被视为高尚的，而肉体交流则被贬斥。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里曾经谈到“丹东与妓女”，借此厘清法国大革命时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分野。
玛丽昂出场之前，有一场妓女之母――市民西蒙的老婆与市民们关于卖淫正当性的论辩。市民们认为，妓女卖淫当然是道德败坏，但这是贵族老爷们的压迫逼出来的。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贵族，才能重整社会的道德秩序……只要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卖淫的不道德现象就可以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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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之母――西蒙的老婆不这么认为。她说，卖淫与阶级压迫和剥削不相干，纯粹是一种生理性行为，一种自然性的生存方式。妓女玛丽昂提出了基于自己的感觉偏好的道德诉求，这种道德诉求的正当性在于自己的感觉偏好的自然权利：
我是一个永恒不变之体，是永无休止的渴念的掳取，是一团红火，一股激流。……人们爱从哪寻求快乐就从哪寻找，这又有什么高低雅俗的分别呢?肉体也好，圣像也好，玩具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
刘小枫由此得出结论：妓女玛丽昂的道德是个体的生存感觉偏好，是身体的自然性享乐。丹东及其门徒们与妓女鬼混，与作为抽象的公意道德符号的“人民”对立，他们的道德立场站到妓女一边去了。
性政治、身体政治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一切复杂争执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这一切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似乎并没有出现。在东方，甚至有学者在柳如是身上看到中国古代的自由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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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诺依克在《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古希腊，娼妓很长时期是同神圣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参与对神膜拜的妓女受到人们像对待女神一样的尊敬。她们对于人们增强信仰，尊奉神明做了贡献。有时甚至可以说，她们的献身对城市财富的增加也功不可没。
而到了古罗马时代，便进入了大竞技场和大妓院时代。甚至包括罗马也只不过是一个“大娼妓”，人间帝王同她淫乱。而皇帝们更以其残暴与疯狂以及对肉欲的无节制的追求强化了古罗马的“婊子”形象。在基督教义将恶与肉欲的罪恶联系在一起之前，肉体本被视为神圣之物，但是随着寻欢作乐导致罗马覆灭，娼妓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伦理崩溃的象征。亢奋的生活由此为无能的政治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