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众多皇后中间，出身最微、经历最奇、权力最大、争议最多的，恐怕要属宋真宗的皇后刘娥。
刘娥的出身，是当时士大夫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宋史》说她祖籍太原，爷爷是将军，父亲是刺使，还在襁褓时，父亲就死于征战，母亲也撒手人寰，成了孤儿，后被好心人收养，长于益州(今四川)。不过，《宋史》的记载云山雾罩，语焉不详，除了的确在四川长大之外，其它线索皆无从考证。而司马光《涑水纪闻》则说：“章献刘后，本蜀人”，本来就是四川人，对祖籍太原说，明显表示反对，所以，那有名有姓的将军和刺使到底是不是她的亲人，还真难说，留下了千古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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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那位似父似夫的龚美的关系，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宋史》载：“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携之(刘娥)入京师”，一个姓龚的男人，带着一个姓刘的女孩在京城打工，这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据说，刘娥“善播鼗”，擅长拨浪鼓，可以想象，银匠龚美拉风箱炼银子、美女刘娥拨浪鼓揽生意那动人的情景，颇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夫唱妇随的浪漫。
史料中比较真实的记载是，当时还在做太子的宋真宗机缘巧合见过刘娥，惊鸿一瞥，看上了她。对于“皇二代”来说，要么看不上，一旦看上，巧取也好，豪夺也好，拆墙也好，插足也好，纵使出浑身解数，也会要据为己有的。于是，太子送钱送物，给房给车，终于抱得美人归，把她接进了自己的襄王府，上演了一场东方版王子与灰姑娘的传奇故事。从此，太子心无旁鹜，对刘娥“宠幸专房”，夜夜笙歌，旦旦而伐，三千粉黛无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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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社会也是宗族社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血统论和出身论成了道德制高点，成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决定因素，贵族血统可以世袭官爵，不作任何努力就能享尽人间富贵，而身份低贱者想要挤入上流社会，则比登天还难。所以，从进入王府的那天开始，刘娥那卑微的身份就成了她的“魔咒”， 如影相随，时刻影响着她、打击着她、摧残着她，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和手段也摆脱不了。
比如，太子的乳母秦国夫人就对这位川妹子嗤之以鼻，苦口婆心地劝说，太子却充耳不闻，于是，她到宋太宗跟前告了一状，说自从狐狸精刘娥来后，太子身体都快弄垮了。宋太宗听后，大为光火，要求太子立即把刘娥扫地出门。皇帝发怒，这可是事关自己能不能转正的前途问题，当然得依。不过，太子对刘娥情太深，万难舍，只好折中，把她暂时安顿在王宫指挥使张耆家，害得张耆为避嫌，连家都不敢回，夜夜在办公室打地铺，“耆避嫌，遂不敢下直”(《涑水纪闻》)。好在有情人终成眷属，过了十多年，宋太宗去世，太子继位，随即欢天喜地把刘娥迎进了宫，封为美人，免了相思之苦，圆了鸳鸯蝴蝶梦。
刘娥进入襄王府时还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后来长期寄居张耆家，等到宋真宗登上皇位，她已经三十出头，所谓徐娘半老了。进宫之后，宋真宗对刘娥的感情不但没有因她年岁渐长容颜渐淡而稍有减少，反而历久弥深，从他对刘娥一系列煞费苦心的安排就不难看出：先把她晋封为二品修仪，很快又封为一品德妃，景德四年(1007年)，当父亲当年给他娶的郭皇后去世后，他又开始精心运作刘娥当皇后。
然而，刘娥的出身问题一直是摆在她面前的一条鸿沟。当宋真宗向大臣们提议她当皇后时，参知政事赵安仁就以刘娥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为理由，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安排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封后诏书，杨亿甚至公然拒绝。在这件事上，大臣们的反对态度出奇的一致，即使有心支持宋真宗的，表面上也保持着反常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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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血统问题既是伦理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在这种问题上，要求大臣们让步，一致同意，几乎不可能，哪怕贵为天子的宋真宗反复做工作也无法做到。大臣们希望立沈才人为皇后，因为皇后不仅是皇帝的皇后，也是大臣们的皇后，沈才人出身宰相门庭，地位高，血统正，成份好，封她为皇后，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政治角度来说，这都是表里相符、实至名归的。
大臣们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思，这让宋真宗一筹莫展，无奈之下，他索性将封后一事悬着，拖着，既不立刘德妃，也不立沈才人，与大臣们僵持着。直到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回避了朝臣公议的程序，特事特办，礼仪从简，只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了事，那些大臣们最后竟也无计可施。刘娥这位出身卑微的奇女子，终于在宋真宗的强力推动下，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成了大宋王朝的皇后，这年，她已经四十四岁，离她认识当年的太子之时，想想也有二十八九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