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逻辑”不能使“鬼推磨”
富豪的“霸权逻辑”乃是社会心理定式,不是今天才有的,毕竟拜金风也不是今天才呼呼刮起来的。
在古装剧里,我们会经常见到富家公子于光天化日强抢民女,比如王老虎抢亲,比如《花田喜事》里的小霸王周通等,都是这种霸权逻辑的滥觞。《红楼梦》里呆霸王薛蟠也是个例子,他骄横跋扈,倚财仗势,强买英莲(即香菱)为妾,喝令手下豪奴打死冯渊。历史上此类富豪不在少数。西晋那位与王恺斗富的石崇,富可敌国,他可没少做欺男霸女的事。
当然,富豪的霸权逻辑,在官员的霸权逻辑面前不堪一击。石崇在位时,赵王司马伦即相中了他的小妾绿珠。等他失去官职时,司马伦便明目张胆地派人向石崇索取绿珠,逼得绿珠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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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不光是具体行为的用强,寻常婚俗里也有它的影子。
如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里这样描写相亲:“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两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
富豪不能绝对主导婚姻
男尊女卑,固然是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形态,体现在富豪相亲上,女性尊严被完全矮化。那么,古代真是这样吗?答案是,不一定。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古代婚恋自由,但女子在选择权上,也不是完全没有,男方想绝对主导婚姻,恐怕只是传说,否则也不会出现《列女传》了。有的时候,贵为天子的皇帝在选择后妃方面尚且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商贾富豪安能?这是一个历史认知的盲点。
一方面,古代男女之间其实没那么多禁忌。先秦时期,《周礼·地官·媒氏》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政府非但不反对两性交往,还在春暖花开之际组织大规模的“相亲会”。秦朝之后各代,对男女之妨进行了立法,如“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授受不亲”等,但在每年的上巳节、元宵节和七夕节,政府并不反对女子抛头露面,游园聚会,包括“相亲”。
另一方面,婚姻的选择,不仅取决于男方是否有钱,是否想娶妻,而在于女方或女方家长对未来女婿发展前途及其家族背景的研判,选择权是公平的。我发现,越是礼教笃甚的时期,这种现象越明显。
比如北宋大儒程颐有个侄女,“幼而庄静,不妄言笑;风格潇洒,趣向高洁;发言虑事,远出人意;终日安坐,俨然如齐;未尝教之读书,而自通文义。举族爱重之,择配欲得称者。其父名重于时,知闻遍天下,有识者皆愿出其门。访求七八年,未有可者”,25岁还没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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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程的地位与名望,找个乘龙快婿该不是难事,但能否让侄女满意,却是个难事。其中,女子的权利自觉或许起了关键作用。
曾巩在父亲死后面临着为9个妹妹找丈夫的重任,他坦言自己“大惧失其时,又惧不得其所归”。这已然是选择性纠结了,既怕耽误了几个妹妹的终身大事,又怕所选非人,让妹妹们未来不幸福。
“郎财女貌”在古代并不吃香
古代富豪选妻子,可不会这么简单草率,婚姻大事,岂能钱情交易当儿戏?而是要考虑诸多配置,比如是否符合门当户对、联姻策略、聘礼与嫁妆对等、女方识字率、品貌等原则,“郎财女貌”在古代并不吃香。
传统戏剧里,像牛郎织女、陈世美与秦香莲等,之所以均是悲剧,门不当户不对恐是根源。我无意贬低其中的真善美元素,只是就客观现实说一个道理,你让一个名门闺秀嫁给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夫,她会幸福吗?
另外,儿女婚姻历来也是父母及家族的一种策略,上到皇帝用公主和亲,下到庶民“嫁娶先近邻”(白居易),无不体现了多种登对配置的重要性和策略色彩。实际上,官员与官员家族联姻,官员与富商家族联姻,以及“亲上加亲”或“累世婚姻”等,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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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迈曾讲述黄左之的故事,黄左之1180年赴京城赶考,遇见一位姓王的富绅,二人成为好朋友,王不但供给黄左之生活费用,还许诺如果黄左之通过了考试,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黄左之后来果然中了举,得到新娘和500万钱的嫁妆。这个故事既寓意婚姻投资策略,又寓意聘礼(中举进仕途)与嫁妆的对等。有500万钱嫁妆作保证,起码可以使新娘子不会因为是商人女儿而被夫家瞧不起。
试想一下,若一个富豪单以“女貌”选择应选女子,而不考虑其他配置,那么,他的婚恋观就很难被人认同。
《新唐书》说:“敬宗饕沓,遂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私所聘。”“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多得赂遗。”《大唐新语》说:敬宗“又纳资数十万,嫁女与蛮首领冯盎子及监门将军钱九陇(子)”。“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之婚姻,曲为九陇叙其阀阅。”他将一个女儿嫁给富豪冯盎之子,又将另一个女儿嫁给本是皇家奴仆、后升监门将军的新贵钱九陇的儿子,为儿子娶的则是名将之后,动机虽说都是贪图钱财,但不排除有门当户对、联姻策略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