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淳熙十三年，河南籍士子郑景寔携六岁的儿子郑钥拜访前宰相、魏国公陈俊卿。主客之间固然门户悬殊，却并未影响两家的联姻，陈俊卿主动提出，让郑钥做自己未来的侄女婿。那么，陈俊卿为何一眼就相中了尚在年幼的小郑钥呢?据赵炎分析有两个原因，郑钥除了聪明伶俐之外，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无疑也让身为兴化人满口苏北俚语的陈俊卿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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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何为“普通话”?当然不是今天的北京话，今天的北京话，南宋人称其为“燕音”，属于“胡言乱语”之类，听之“尤使人伤叹”(楼钥)，显然不宜成为官方语言。当然也不是南宋“行在”(临时首都)的杭州话，当时的杭州方言，叽里咕噜的实在不易懂。南宋的“普通话”，是开封方言，或称广义上的河南话，其中以洛阳话发音最为标准。陆游最有切身体会，他在《老学庵笔记》里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看来陆游是位“普通话”专家。
据史籍记载，当时名将张俊为了笼络南方土族，曾学说杭州话，北来的士族移民就耻笑说，张俊没什么特长，只不过会说杭州话罢了。这一方面说明北方贵族届傲自恃，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南宋初年，杭州一带两大方言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赵炎以为，官方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开展了“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那些从原首都开封南迁的皇室贵族、文武官员、士人商贾等，他们之间必然说的是开封话。这批移民的身分地位特殊，数量也多。另外，来自北方其他地方的移民，其原有方言与杭州话大不相同，却与开封话接近，自然会选择向开封话靠拢。这就与杭州方言形成了尖锐的对峙。对峙的结果，当然是以开封方言取胜而告终。开封话成了强势交流工具和朝廷官话，具有了今天普通话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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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语言的交流，是决定与人打交道是否顺畅的关键。无论是做官、上学，还是经商、求职，都得与人沟通。当掌握资源的一方成为社会主流时，他们的语言必然随之成为强势语言，你不会说，就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还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粤语不?那个时候，你想在广东淘金，不学会粤语，简直寸步难行。在当时的广东，粤语无疑就是“普通话”。
生活在南宋时期，不会说“普通话”的人，会很吃亏的，相反，会说“普通话”的人，却往往很吃香。如本文开头说的那位郑钥，因为会说“普通话”，不但娶了名门闺秀，还在19岁时顺利中举当了官。光宗时的赣南秀才陈元石，就没郑钥的运气好，因为满口艰涩难懂的客家话，让主考官赵汝愚听得眉头紧锁，导致名字落到孙山之后了。
比较有名气的“倒秦(桧)斗士”胡铨，是江西庐陵人，他就特别注重口音的矫正，26岁时中进士，已说得一口流利而标准的“普通话”，还因此得到高宗赵构的赞许。当时的庐陵父母官，名叫刘敏才，把胡铨会说“普通话”的本事当成教育孩子的榜样，要求子女向胡铨学习，最后还把大女儿嫁给了胡铨。
不光是做官、做大官、娶名门太太，要学“普通话”，即便是街头小商贩，也要学习“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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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季裕《鸡肋篇》里有这样的记载：“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些外来杭州卖熟食的小商贩，为了吆喝做生意，只好模仿“普通话”，但只能说一两句，倒也酷似，生动有趣。
那些不会说“普通话”的京漂，想在杭州混下去可就难了，只有学会“普通话”，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如有个叫王宸的贵州人，原在中央某部门任职，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够纯正，被人事部门穿了小鞋，外放到别地去做知州。征求他的意见时，王宸说，最好安排我去一个有“官话”说得好的副手的地儿，好让我时不时跟人家学，否则，牛年马月才能调回京师呢!(文/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