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的明治维新日本，对内积极实行代议制等西方政治制度，对外也效仿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开始在周边积极推行扩张政策。而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䜣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动力要远远低于对于维护他们个人政治权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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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目光短浅、苟且偷安，经常幻想着以金钱换取暂时的和平。在近代的各种对外战争与交涉场合，外界的强大军事压力固然存在，但誓死争取与苟且偷安的态度，也对最终的局面有着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清朝的官僚体系中，为个人利益而斤斤计较的奴才占了大多数，为整个王朝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进行规划的人物实在是少之又少。这样的现象从左宗棠、曾纪泽等人对西北领土的捍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各海洋列强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的国门后，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亦不甘落后，虎视眈眈地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觊觎着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奕䜣在咸丰十年(1860 年)所上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曾经将俄国列为外部的第一大威胁，他称俄国为“肘腋之患”，而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
俄罗斯是地跨欧亚大陆的一个国家，在清朝的康熙朝以前，社会发展一直落后于中国。但是与康熙皇帝同一时期统治俄国的彼得大帝开始大力实行政治改革，进行一系列向西方学习、建立近代社会制度的改革，建立正规陆军、海军，实现农业工业化，鼓励工商业，开办工厂，办报纸，开办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创办俄罗斯第一个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设立国家科学院，使得俄罗斯“从愚昧无知的深渊登上了世界光荣的舞台”。
在清朝还沉溺于“盛世”的氛围中时，彼得大帝化装为平民亲自前往欧洲各国游历，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他甚至下令俄罗斯人剪掉浓密的胡子，以显得“文明”一些。而在同时，中国的清朝却在下令所有的人民必须将头发剃成满族人的样子，脑后留一条长长的辫子。一位历史学家准确地指出：“在1700年欧洲以外的大多数人对实现西方化的好处还认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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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先于时代二百年认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由于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西欧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俄国否则无法同西欧并驾齐驱。”通过彼得大帝时代的征战，俄罗斯获得了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也取得了一个“了解欧洲的窗口”。在东方，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夺取更多的领土并在远东地区获取一个不冻港。
伊犁是清朝新疆的一个府，驻扎着伊犁将军作为最高领导。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矿藏丰富，而且战略地位重要，是通往南疆的要津，控制了伊犁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新疆。驻扎在新疆的高级官员几乎全是满族旗人，他们横征暴敛、骄奢淫逸，不断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
在清朝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中亚地区的一个冒险家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并于同治九年(1870年)自立为北疆的统治者。俄国总督考夫曼借这个机会，于同治十年(1871 年)七月占领伊犁。同治十二年(1873 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平定陕甘回民起义。然而在这个时候，朝廷因为日本入侵台湾的事件，认识到了建立海军的重要性。但是清朝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既在西北展开一场收复疆土的战争，又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军的计划，这形成了朝廷中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由于伊犁已经被俄国占领，朝廷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在经费、后勤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全盘筹划，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九个月内将阿古柏伪政权彻底击败，在西方列强尚未谋划好如何从中干涉获利的情况下解决了新疆问题。到光绪三年(1877 年)年底，除了俄国占据的伊犁以外，新疆全部收复。这样，俄国面临着不得不将伊犁归还中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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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朝派出的钦差大臣崇厚由于愚蠢无知，在俄国的欺骗下擅自签订合约，几乎将伊犁权益拱手送予俄国。大惊失色的总理衙门在将崇厚问罪后派出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在这样重要的时刻，以李鸿章等人为首的一批惯于采取牺牲国家利益获取局部安全的官僚极力主张与俄国妥协，意图通过出卖新疆给俄国换取暂时的安全。但左宗棠等人以及朝廷舆论猛烈抨击这种卖国论调，主张朝廷尽管困难重重，但应该做好战争准备，与俄国力争。曾纪泽为这次出使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周密的准备，他决定在边界的争端上寸土不让。光绪七年(1881 年)二月，经过两年艰苦谈判，清朝与俄国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废除了崇厚此前签订的条约，几乎将伊犁权益全部收回。
这一结果是在中国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由刚直勇毅的左宗棠、曾纪泽等人通过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与敌手展开较量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就。对于此条约，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达弗林爵士惊呼：中国迫使俄罗斯做了他前所未做的事情，即交还了已占有的领土。这在各殖民列强中，是不可思议的。
从近代史的总体来看，中国显然一直处于非常不利和被动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努力和决心就不起作用。从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到左宗棠、曾纪泽经营新疆，这些志士仁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捍卫国家权益，这是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方面，李鸿章等人虽然也在困难的情况下与列强周旋，但他们短视，更注重眼前利益，甚至缺乏原则。他们习惯于以利益交换的手段来解决争端，更多的考虑是保住自己的官位和保存实力。这些短视也表现在更广泛的清朝统治者高层中，他们不愿面对体制方面的改变，试图只在器物的层面学习西方。结局就是，短期的利益输送并不能为清朝赢得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