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文章锦绣，为人却耿介率直，放达不羁，以致树敌无数，屡遭同僚诟病和围攻。对他才华非常欣赏的宋仁宗曾惋惜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他的老师晏殊甚至对人说：“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可见，欧阳修在做人上的确有过于刚直的一面，刻薄有加，宽容不足。
但这样一个对同僚刻薄的人，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度，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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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当时还一文不名的曾巩，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献《时务策》，展示自己的才情，表达自己的政见。欧阳修读了曾巩的文章，赏识不已。不过，曾巩虽然才气过人，但因其擅长古文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一直埋没于草莽而无声无息。
为此，欧阳修特撰《送曾巩秀才序》，为其叫屈，为其扬名，又把曾巩纳入门下，当成最堪造就的学生，悉心教导。在欧阳修的培养和帮助下，曾巩于嘉祐二年(1057)高中进士，从此一鸣天下知。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能够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也得益于欧阳修这位伯乐。苏洵27岁才开始发愤为学，后进军科场，却连连落榜。性格倔强的他，干脆把自己以前写的文章，付之一炬，然后闭门谢客，埋头读书，经过数年磨砺，终于文章大进，下笔千言。
据记载，宋仁宗嘉祐元年，48岁的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以文章为“敲门砖”，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谦虚地说，文章方面，我人微言轻，此事非欧阳修莫属。张方平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去京城拜访翰林学士欧阳修。其实，在政治上，欧阳修与张方平曾因主张不同而交怨，但当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不但没有因为他是政敌的推荐而稍有怠慢，反而击节道：“后来文章当在此!”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动京师。
欧阳修发现苏轼的故事，也是一段文坛佳话。嘉祐二年，欧阳修出任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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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读后，眼睛一亮，觉得无论文采和观点，都堪当压卷之作，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但欧阳修的“入室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由于采用糊名法，文章属于谁，不得而知，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曾巩所写，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将此文考生列为第二。
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便毫不犹豫地将此考生列为复试第一名，确定为会元。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让他惊叹不已。后来，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看到后生才情勃发，年过五十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孩童一般，信誓旦旦地要为苏轼出人头地开山避路，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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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共录取进士388人，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真可谓群星灿烂。之所以一次考试就能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人才，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是密不可分的，他慧眼独具，古道热肠，为人梯，做嫁衣，不遗余力，一生桃李满天下。
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除自己外，其余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这些人都是在布衣屏处、未为人知的时候，被他相中、推介、提携而名扬天下的。《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功，称他为千古伯乐，应该不是过誉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