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话常说，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功臣一般都是不得好死的。曾经有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因为在仕途上混得不顺利，后来便投书给年羹尧，奉承他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说唐朝名将郭子仪等人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还说他“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历史上无人可及。汪景祺的马匹功夫很到位，捧得年羹尧心里乐开了花，于是便将他收入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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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汪景祺给年羹尧又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他在书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乱平后，往往又猜疑功臣，他们认为功臣既然能定乱，必然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会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会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汪景祺写书的时候，正是年羹尧得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告，不料后来年羹尧获罪时这书被发现，反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在查抄年府的时候，侦察人员又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面有一句说“皇帝挥毫不值钱”，把雍正气得几乎吐血。结果汪景祺被处斩，妻子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军士)为奴，五服内的族亲全部革职。
和汪景祺类似的还有个叫钱名世的人，他和年羹尧是乡试的同年(同年中举)，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的时候，钱名世上奏说年羹尧平定青海有功，请求为之立碑。年羹尧倒霉的时候，钱名世也被连累，雍正说他的行为是文人的无耻钻营，并亲自写了四个大字送他，曰：“名教罪人”!
不仅如此，雍正后来还革了钱名世侍讲学士的职，把他赶回老家，并命地方官特制一个写有“名教罪人”的大匾挂在钱名世家里。更搞笑的是，雍正还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写首诗讽刺钱名世，最后还非得让钱名世亲自将那些讽刺诗文编辑出版，作为宣讲材料发到各地让人学习。有个侍读学士吴孝登诗写得谬妄，被雍正流放在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还有几个人诗写得不认真，也被革职，处罚甚至超过了钱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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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那年羹尧，也非等闲之辈，他本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曾做过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哥哥年希尧也曾做过工部侍郎。这些还属平常，关键是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被封为贵妃。如此说来，年羹尧还是雍正的大舅子。不过，年羹尧虽说是标准的皇亲国戚，但他本人是有真本事的。他后来虽然以军功著称，但他年轻的时候却是中过进士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并且还做过翰林院的检讨，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妹妹的这层关系，年羹尧和雍正的关系自然大不一般，他在官场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做四川巡抚、后升为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做上了川陕总督。康熙死后，雍正命他与接替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延信共同执掌西北军务。由此，年羹尧和隆科多成为雍正即位后的左膀右臂，备受恩宠。
年羹尧也算争气。经过充分的作战准备，在雍正二年(1724年)初，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各路大军跃进千里，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稀里哗啦。特别是四川提督岳钟琪(当时雍正封其为奋威将军)更是表现神勇，他率军一路狂追，直捣敌穴，匪首罗卜藏丹津仓皇之下，化装成女人才得以逃脱。最后，罗卜藏丹津领着两百多残兵败将投奔了准葛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从此一蹶不振。
由此，“年大将军”之威名，大江南北，人尽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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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羹尧的功劳(不仅仅是战功，关键还是对雍正初期稳固其皇位的贡献)，雍正是看在眼里的。他曾极为肉麻的对年羹尧说：“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得。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
雍正曾语重心长的跟年羹尧说：“朕要是不做一个出色的皇帝，就对不起你如此对朕;但你要是不做英武超群的大臣，那也不能回报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但愿我们两个能给后人做千古榜样。”他还常念叨说，如果朝中要有多几个像年羹尧这样的大臣的话，那大清帝国还愁不强大?年羹尧听雍正这么推心置腹，那还不云里雾里，喜不自禁?
由于雍正的宠信，凡是年羹尧所保举的人，吏部和兵部都优先录用，时称“年选”。在西北年羹尧的辖区，“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雍正都给了年羹尧很大的任免权力，年羹尧也不自知，他便利用这个机会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年记”小集团。另外，年羹尧利用手中的任免权，买官卖官，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算起来也有数百万两银子之多。当然，这事要在康熙朝的话，也许皇帝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去了，但雍正初年正是严厉整顿吏治、清欠亏空的时候，年羹尧也是撞在枪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