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制度基础，政治凝聚力和军事战斗力都得到了增强。但是，如果没有高超的外交战略，切实的发展路线，要以西北一隅之地、单打独斗之力，吞并唇齿相依、命运相同的东方六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六国合纵抗秦，对崛起中的秦国构成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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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目标和打击重点，是秦国外交战略中的重大问题。随着秦统一大业的进展，随着秦国与六国关系的变化，秦国的对外策略有三次大的阶段性调整。
第一个阶段是秦惠文王时期，采取避重就轻，攻灭巴蜀的策略。
第二个阶段是秦昭襄王时期，实施远交近攻，蚕食诸侯的策略。
第三个阶段是秦王嬴政时期，用收买、暗杀和离间手段，破坏六国人才的策略。这里就重点谈谈第三阶段的破坏人才战略。
嬴政亲政不久，发现了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案。原来韩国不断被秦国侵削，韩王决定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前往游说秦国，修建水渠，以行疲秦之计，用大型水利工程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拖住秦国东进的脚步。事发后，秦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秦王下令逐客，解除一切在秦国任职的六国客卿的职务，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李斯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李斯的《谏逐客书》历数秦穆公以来秦国重用客卿的成就，特别是秦孝公以来，商鞅、张仪、范雎等辅佐秦君变法图强的历史经验，认为“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无异于“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把人才往秦国的竞争对手六国推，不等于“藉寇兵而资盗粮”(授敌以兵器，资盗以粮秣)吗?李斯所言，决不是想象之词!曾与李斯同在吕不韦门下任职的司马空，出走赵国，积极谋划联合六国对付秦国，就是现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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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嬴政于是收回成命，召回李斯。六国客卿在秦建功立业，引起秦国贵族大臣对于这些“空降兵”的不满，是可以预想到的。随着秦国国势日益强盛，更有秦人会自我膨胀，认为客卿不足恃，无客卿也可以治国的想法，也是可以预想到的。问题是，秦王嬴政能审时度势，知错就改，收回成命，重用李斯，还是很有领袖风范的。
李斯一方面力谏秦王挽留六国人才，另一方在辅佐秦王兼并六国战争中，重点打击对方的人才：“阴遣辩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资治通鉴》卷六)首先是重金收买，收买不成，派刺客暗杀，用离间计破坏敌国君臣关系。等敌国人才被破坏了，就派军队去收拾他们。
举例来说吧。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秦将王翦等伐赵。前线抵御的赵将李牧，是战国时期最优秀的将领。但嬖臣郭开在赵国掌权，拿了秦国的重金贿赂，诋毁说李牧等谋反，赵王听信，派人取代李牧。赵国因此而亡。秦国先用收买和离间的办法破坏敌国的人才，再用军队灭亡敌国，这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再比如，齐襄王的遗孀后夫人去世，弟后胜辅政，辅佐齐王建。秦国贿赂后胜，并且收买了后胜及其身边的门客。齐国的外交人员出使秦国，也被重金收买。他们不仅故意劝齐王放弃强军备战，而且对秦国吞并五国的战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政策，待到五国先后灭亡，这些腐败分子反而劝齐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资治通鉴》卷七)齐国孤立无援，仓促调集军队到西边抵抗秦军，为时已晚。是腐败使六国丧失了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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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对方人才战略，是秦在战争打击之外的一个长期政策。比如，长平之战中，范雎使用离间计，成功地让赵国撤掉了老将廉颇，换上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国遭遇长平之战的惨败，元气大伤。秦庄襄王时期，曾用重金收买魏将晋鄙的门客，离间魏王对于信陵君的信任。假如说此前还只是互相拆台的偶一为之，到李斯辅佐秦王时，用收买、离间乃至暗杀搞垮敌国领导团队，则被定为与对外战争相辅而成的国策。
当然，六国的人才凋敝，能人下、庸人上，不仅是因为秦国的战略成功，也是六国国君本身的昏庸所致。前面提到吕不韦门客司马空逃到赵国，积极献策，抵御秦国。赵王却不能用，赵国灭亡后，赵人感慨地说：“国亡者，非无贤人，不能用也。”(《战国策》卷七)
总之，秦国统一天下的策略有三：第一，把握时机，选择打击目标;第二，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第三，吸纳六国人才的同时，致力于瓦解六国的执政团队。最后消灭对手，派兵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只需要找借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