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偶尔穿越到北宋后期的衙门办事儿，会发现不少政府机关坐落在一片绿色之中。走进去看看，墙角屋后，阶旁门边，也都绿油油。乍一看，宋代官老爷的意识还真超前，绿化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不然。
只要您凑近了仔细看，就能发现衙门内外的绿地并不是草皮，而是一畦一畦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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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衙门种菜的规模，可以说要多大有多大。公元1064年，英宗皇帝甚至为这事儿大发雷霆。本来么，衙门是什么地方?每一寸土地都是有编制有身份的，是国家权威的代表，神圣不可侵犯，怎么能自轻自贱地混迹于农田!
英宗明确要求：“今后诸处官员廨宇不得种植蔬菜出卖。”换成大白话，就是责令全体国家干部、大小政府机关一律不得种菜，更不许卖菜。随后，英宗又搞了个政策缓冲，在严令上留了一个后门，即在禁止种植、出卖之后，又补了一句“只许供家食用”。也就是说，不让卖，只让吃。据说是考虑到干部们的情绪和生活实际。
从这道禁令不难揣测出两点信息，第一，衙门种菜在全国遍地开花，十分普遍;第二，衙门种菜的主要目的是公开出售。
为什么呢?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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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在1096年前后，一斗米的价格浮动在60钱左右，一般来说丰年50多钱，灾年则会涨到90多钱。然而到了20年后的1116年，在河北沧州，米价每斗就达到了120文。粮食之外，再看绢的价格，20年前每匹1300文，此后达到了2200文左右，价格翻了将近一倍。此情此景之下，每一个家庭主妇在逛菜市场的时候都开始掰着指头精打细算，每一个男人在赌博的时候都想着一定要赢多挣几个零花，因为无论做工的务农的都发现挣的银子不够花——毋庸置疑，令人心慌的通货膨胀就在眼前。
于是，衙门周围的空闲土地便被充分利用起来了。要说种菜成绩，比较突出的要数深州通判胡汲。
公元1097年，胡汲到深州做官，在他的动员带领下，竟然开垦出1600多畦的菜园子，史载“廨有菜圃千六百余畦”，每年卖菜可以实现营收200余万钱，如果折合成白花花的大米，足有16000余斗。再换一种计算法，当时一头活猪市价大概1400钱，胡大人开垦的这块菜园子一年就能长出1400来头肥壮的肉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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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惠带来干劲。在活生生的例子面前，滚一身泥巴、种一块绿地成了集体爱好。每年春耕，地方大小官员不必穿着汗衫儿到田间地头给老百姓示范，锄铲耙镐，衙门里一应俱全。断案子、批公文的间歇就可以浇浇田，松松土，既锻炼了身体，又充实了腰包。
在宋朝，“书中自有颜如玉”也许只是一种美好的说法，“地里有菜贵似金”那绝对是美好的生活真实。
最后插一句话，去年年末有媒体报道海南琼海市民在街道绿化带上“垦荒”种菜，豆角、地瓜、绿叶蔬菜一应俱全。一打听，说是眼下菜价涨得猛，只好自力更生种些菜吃。
看来，有些事不只是过眼云烟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