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正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晚期，女性有着相当的地位。根据甲骨卜辞记载，有一批女性在政治、军事上被委以重任。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能征兵组成军队，并作为主帅征伐敌国。不仅妇好一人，商代常年有一批女性驻守边防抵御外敌，或担任地方长官并向商王纳贡。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贵族女性不仅可以参与军事，还可以主持祭祀，甚至死后也能像男性那样配享祭祀，这一点是后世女性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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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时，随着经济的发展，采集经济转变到农耕经济，男性劳动能力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情况有所变化，但母系社会之风尚有遗留。最早的一批古姓，如: 姬、姚、姒、妫、媿、姞、婤、嫪、姜、娄、嬴、妘等，多以女字为偏旁，这一习俗可以视为母系社会的烙印。然而史籍中记录的周代女性名字，并不是属于自己的独特称谓，只能显示父亲和丈夫的信息。例如秦穆公之女文嬴，名字当中的嬴，可以看出她来自嬴姓秦国，文是指她丈夫晋文公，而这个女子的个体，却独独被掩盖了。
周代的社会序列中，夫妇关系列于君臣、父子之前。《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因此，男女婚恋问题十分受重视，官方在仲春之月举行祭祀活动，以令男女聚集，男女配对不予禁止，鳏夫寡妇促其再婚。
春秋战国时，女子参与政事的个别事例，比如秦国宣太后、赵威后、田齐君王后，是特定情景下的特定角色，不具有普遍性。
与此类似的是汉代女性参政议政的情况，比如以吕后为代表的两汉太后涉政。还有贵族妇女被封侯，拥有爵位和封邑，像汉高祖刘邦封长兄妻子为阴安侯;吕后封萧何夫人为侯, 樊哙妻子吕媭为临光侯。另有其他女性展露出过人的政治才能，如淮南王刘安之女刘陵常年在长安替父搜集情报，和亲乌孙的解忧公主及其心腹冯嫽在西域外交上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总体来讲，两汉贵族女性政治权力具有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她们的政治权力，是男权的衍生，女性本身依然处于附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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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 “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属”，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张”、光复唐室有功，权势显赫，“仪比亲王”。上官婉儿得到中宗赏识，令其“专掌制命”。
择偶再婚
汉代女性在再婚问题上有很大自主权
周代女性在婚恋生活中自由度较高，自己物色对象甚至私订终身的情况，在《诗经》中屡有展现。《国风·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说的是男女邂逅，情愫暗生。《国风·召南·摽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一名单身女子公开征婚，催促有意追求的男子尽快行动。离异女性虽然哀怨，但可以从容再嫁。对于男性来讲，也不会歧视再嫁过的女子。《小雅·我行其野》“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就是说，你不再爱我，那我就回家去。
而汉代女性在再婚问题上，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卓文君新寡，改嫁司马相如，后者因才华得到汉武帝赏识;汉武帝本人的母亲王太后，在嫁给景帝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和一个女儿;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先嫁平阳侯再嫁大将军卫青;武帝外祖母臧儿也是嫁过两次，因此王太后和国舅武安侯田蚡是同母异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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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和居延汉简显示，汉代女性并不局限于家庭，除纺织缝纫之外，也承担部分田间山头的劳作，她们还需缴纳赋税、承担徭役。在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时，女性对于社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汉朝女子也有充当医生的，如义姁以医术得幸于武帝之母王太后;毒杀汉宣帝皇后许平君的淳于衍，是太医署的女医。班昭不但续写《汉书》，还为后宫讲学、撰写《女诫》，她可算是中国早期的女性知识分子代表。卓文君更是当垆卖酒，从事起了饮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