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魏晋，世人皆知名士之风流，但鲜有人留意那场盛况空前的哲学玄学大讨论，从正始之音开始，至东晋依旧余音绕梁。它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馈，在当时，更与庙堂之上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在这场大讨论中，四本论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陈寅恪甚至将魏晋清谈分为“四本论”和“竹林七贤”两个问题，其地位可见一斑。
何谓四本?《魏志》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所谓才，望文生义，自然是指人的才能;所谓性，是指人的道德品质。质言之，四本论问题，讨论的是人的才能和道德品质的关系，才性同与才性合相对应，才性异与才性离相对应，所以问题的核心便是：人的才能和道德品质是否统一的问题。
在魏晋之交，四本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哲学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统治阶层选举和任用人才的方式，更决定了士大夫们在司马氏夺权斗争中站在哪一队。持才性离观点的，都是曹氏一党;执才性合之论的，自然站在司马氏一边。
如此问题便出现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魏大将军曹爽;公元260年，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以下克上;公元266年，司马炎逼魏元帝禅位，篡魏建晋。以上是司马氏夺权的几个关键节点，在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中，有德首先要守名教，而名教之大者，莫若君臣，毫无疑问，司马氏以臣弑君，其所作所为是无论如何也与才性合沾不上边的。那为什么依靠篡魏建立政权的司马氏要极力主张才性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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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要从曹操颁布的求才三令说起，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曹操三次颁布求才令，史称求才三令，三令大旨是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的污名，这显然是才性离的观点，相应地，求才三令的原则便是唯才是举。因此直观地看，司马氏所持才性合观点正好与曹氏的才性离观点相悖，意图在思想上否定曹氏政权，为其夺权斗争服务。
但问题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因为如果单纯为了反对曹魏才性离的观点，并不足以让司马氏坚定地奉行与其篡魏行为相悖的论点，这无异于自欺欺人。司马氏之所以坚称才性合，更深层的原因，隐藏在魏晋时期更为宏观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
众所周知，东晋向来以门阀政治著称，终其一朝，皇族司马氏始终与高门大族“共天下”，原因在于司马氏南迁渡江之后根基不稳，需依靠门阀士族来巩固政权，但这并不等于门阀士族的势力是在东晋时期才建立并强大起来，《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写道：“服膺儒教的豪族的出现，在东汉时代，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非止河内司马氏而已。”因此，在汉室衰微的情况下，能否得到地方豪族或士族的支持，便已经成为关系着地方政权强弱与存续的问题。
以出身而论，曹操的祖父曹腾为东汉末年中常侍，宦官出身，父亲曹嵩为曹腾养子，陈琳檄文曾讽其为“乞匄携养”，阉宦之人，在儒家思想中断没有政治上的地位，曹操可算是非儒家寒族出身。反观司马氏，自战国时期赵国将军司马卬开始，世居河间，又自东汉司马钧开始，世代为将军、守、尹，是正宗的地方士族，可归于儒家豪族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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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的不同所涉甚多，儒家豪族之间盘根错节，多有历史、血缘和利益方面的关系，且都奉儒家学说为正统，与非儒家寒族之间壁垒分明。所谓“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的现象，魏晋之交便已现端倪。因此，出身寒门的曹氏建立的曹魏政权，即便深知争取儒家豪族的支持至关重要，也并不一定能真正得到他们的支持，更遑论曹操做出通过求才三令等一系列政策来打压儒家豪族势力的举措了。
当然，站在曹魏的立场，曹操是断不可能去争取儒家豪族支持的，因为儒家学说是东汉赖以立国的指导思想，地方豪族又奉儒家思想为圭臬，曹操若是诚心拉拢他们，岂不是否定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寒门出身的曹操，若要取刘汉皇位而代之，必然要颠覆儒家思想这一东汉政权的精神根基，这才有了求才三令的颁行。除此之外，他还厉行节俭，规定衣绣要处死，甚至曹植的妻子也不能幸免;再者，《晋书·傅玄传》记载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这些都是曹操对儒家思想的颠覆。
《左传》有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多年之后，历史上演了一出黑色幽默。曹操颁布求才三令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司马氏有朝一日会持才性合的观点，将整个天下从曹魏手中夺过来。综上所述，司马氏之所以持才性合的观点，原因有三：
1、上文已述，河间司马氏为典型的儒家地方豪族，而才性合，本就属儒家教义和华夏正统思想，此外从长远来看，可保证篡魏后建立的政权具有合法性，而非囿于眼前的篡权行为本身是否与才性合的主张相悖，这一点，我们只需想想两晋国祚能有155年，且东晋虽偏安江南一隅仍被天下人奉为正朔便可明了;
2、由于才性合暗合儒家正统思想推论，司马氏与其余儒家豪族处于同一文化场域，可得儒家豪族支持;
3、在直观上反对曹魏政权的指导思想，否定其政权合法性，与非儒家寒族划清界限，以为夺权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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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才性离和才性合这对看似简单的问题，不仅涉及万分凶险的政治斗争和改朝换代，背后更有历史大势、正统学说等宏观因素。所以，不论是曹氏还是司马氏，都绝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枭雄谋事，可谓所虑甚远。
不过也许有人会说，即便如此，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依然是最为直接的与才性合相悖的行为，这无异于自我否定，使其才性合的观点不攻自破。其实不然，遍观古往今来之政治斗争，名实之间，正当其谋。拿曹髦身死一事来说，以实论，路人皆知是司马昭杀曹髦;但以名论，下令的是贾充，动手的是成济，事后司马昭诛成济九族，哭曹髦，着实是大忠之臣，天下又有谁能说是他杀的曹髦呢?当然，篡终究是不光彩的，政治斗争自来都鲜血淋漓，要不然，晋元帝司马绍在听王导介绍完祖先“创业史”之后，也不会羞愧地以被蒙头，叹一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