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连皇帝的名字都要避讳。……至于骂皇帝，那更是一般人不敢想的!但是宋朝却是个例外，清廉的官员可能每个朝代都有，但是能公正办案的官员数宋朝最多，例如开封府包拯、大宋提刑官宋慈等!大家都知道自己可以清高不贪污，但是想阻止其他人贪污，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可就难了!
据陆游的《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在建隆三年，即公元962年，曾立下誓约。誓约里的内容共三条：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约中明确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杀大臣和言官，否则必遭天谴。此誓约自由宋太祖设立开始，便一代一代帝王不断向下传承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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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朝嘉祐六年，二十三岁的苏辙参加制科考试，这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新进士，所做的策论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
苏辙称宋仁宗“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应该说，这是不实的指控，因为仁宗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克制的。原来苏辙是“闻之道路”，听信了坊间的流言，便在策论中不客气地指斥皇帝。当时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但宋仁宗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官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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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宗时，一年因“雷雪交作”，天有异象，皇帝下诏求言。有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学生，便上书皇帝，以非常严厉的语气斥骂宋光宗自即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光宗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私生活不检点，气度也远远不如北宋的仁宗，“览书震怒”，下了一道特旨，说将此人抓起来，谪远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这一刑罚，当时叫做“编管”。
但众臣坚决不同意将俞古“编管”，因为“言事无罪”乃是朝廷 的“事体”，不可破坏。光宗只好将对俞古的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但中书舍人莫叔光拒不起草处分俞古的诏书，说“弭灾异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后，“事竟寝”，对俞古不再有任何处罚(《嘉泰会稽志》)。这一事件也成为一条具有法律效力的先例，被后来的士大夫援引来证明“言者无罪”，以对抗压制言论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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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宗的孙子理宗在位时，由于在一次禋祀中遇到雷雨，理宗大惊，也下诏求言，以答天谴。漳州通判王迈应诏上书：“天与宁考之怒久矣!”(《宋史》本传)“宁考”指宋理宗的皇考宋宁宗(即宋光宗的儿子)，王迈这是借“天怒”表达他对宋宁宗的强烈不满，说宁宗荒废乾纲、逾旬不视事，朝中小人当道，老天爷都震怒了，所以天降种种灾难来惩罚宁宗。王迈对着皇帝直骂他的皇考，结果被台谏官弹劾“妄论伦纪”，贬到吉州当通判。
宋理宗本人，也被士大夫当面痛骂过：一位叫王伯大的士大夫对理宗说：“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宋史》本传)就差直接说宋理宗是商纣、周幽那样的荒淫之君、亡国之君了。请注意，这不是书面上的奏疏，而是王伯大在“进对”时候，当面痛责皇帝的。我不知道理宗听后是不是心头大怒，但他却不能因此将王伯大治罪，只能承认爱卿所言有理。宋人骂起皇帝就像教育自己的孩子，情绪一上来挡都挡不住，就差动手了。而其他朝代敢直言进谏就是要冒杀头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