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在正史上或许评价还可以，但是在口头史上，名声却特别坏，俨然已是毒后的代名词。
故事的开头已是众所皆知。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便令永巷把戚夫人抓起来，把她的头发剃了，穿上囚衣和镣铐，令她舂米。戚夫人一边舂米一边唱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汝)?”太后闻之大怒，认为她还想倚仗儿子来翻身，是可忍孰不可忍?吕后把戚姬的幼子赵王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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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仁慈，知道母亲要干什么，于是吃住都和赵王在一起，保护他。某天惠帝早起，回来的时候赵王已被人毒死了。须知，此时的赵王，也不过是个十岁的小儿(一说十三岁)。
然而，吕后做的最过份的，还是把戚夫人做成“人彘”：“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瘖药，使居鞠域中”，还请儿子惠帝来看。惠帝看了大哭，病了一年多都起不来，从此只是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几年之后就崩了。因为他觉得，“此非人所为”，母亲有这种禽兽行，儿子也没有脸面治天下了。
这一段历史记载得很清晰。但令我纳闷的是，近来越来越多的历史随笔中，对吕后抱有深深的同情，替她翻案，觉得戚姬是自找的。我就奇了怪了，连人家嫡亲的儿子都因母亲的兽行觉得愧对天下人了，我们这些没有领到吕后一滴点儿恩义的，倒还能从里面看出一朵花来?
翻案者的理由，无非就是因为吕后认为戚姬是威胁。高祖以为太子仁弱，不类己，总是想立戚姬之子如意(即后来的赵王)。戚姬经常跟着高祖去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担忧，所以即位之后，需马上处理掉赵王如意和戚姬。其实，这些描述《汉书》里有，前面还有一句：“(赵王)年十岁，高祖忧万岁之后不全也。”无非就是说，高祖太了解吕后这个人了，知道这个小孩如果不当上皇帝，分分钟会给吕后害死;戚姬的哭，也是因为她知道了自己的性命堪忧。至于责怪发配到暴室里的戚夫人还敢唱哀歌，是找死，这种责备，简直就是怪一条砧板上的鱼为什么不好好地挨宰，还害得主人要多下狠手砍多几刀了。替狼吃羊找借口，我们总是特别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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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夫人善歌，善鼓瑟击筑，善为翘袖折腰舞，多才多艺，比之刚毅强直、乡下出身的吕后，再加上年轻漂亮，自然多多受宠。即便如此，皇帝还是没有办法轻易地立嗣。《西京杂记》中说道，“(侍者贾配兰)见戚夫人侍高帝同，尝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歌毕每泣下流涟。”实在是知道爱姬死期已定啊。
不独戚姬，吕后对别的姬妾也绝无善意，幽于后宫不得出，只有薄姬因为不受宠，才网开了一面。她杀了赵王如意之后，又先后幽死赵王友，在赵王恢死后废掉他的继嗣。连亲生儿子惠帝，她也不见得对他好到哪里去，才活生生地把他吓成重病。
我猜想，后世对吕后的正面评价，更多地来自司马迁在《史记》的评论：“太史公曰：孝惠、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班固也基本上照抄了这一段。
我常常怀疑司马迁是不是特别爱用春秋笔法，是不是高级黑：在《史记·高后纪》里给予了吕后这么高的评价，然而通本《史记》，凡出现吕后的地方，几乎都没有干什么好事。比如说，用毒计诛韩信，杀个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比如说，对彭越实施醢刑，把他剁成肉酱分给诸侯;比如说，杀了儿子的姬妾，把姬妾的儿子硬是塞给年幼的小皇后养;成长为少帝之后，又把他匆匆杀掉;比如说，违了高祖的遗命，大肆分封吕氏王，结果自己尸骨未寒，吕氏就已被族灭……真没法看出哪里有一丁点儿的政治智慧了，连占便宜都没占好，歇斯底里倒还差不多。
吕后最大的贡献，就是奉献了“最毒妇人心”这个成语，以及千百年来帝王们对继嗣问题的深深恐惧。
至于政治清明，依我看，如果有天灾，一定是与人祸有关，百姓受难，统治者肯定难辞其咎;但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还真的跟统治者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上头什么不干，天下就会风调雨顺河清海宴，蚁民们就该烧香拜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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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具体一点吧，吕后也许不是不想干预，可是她没有办法，朝中有周勃、郦商、陈平等一众强势的军功集团，外面又有已经成年的诸侯王割据地方势力;在内廷里，她可以为所欲为，干尽坏事;可天下的事，轮不到她管。你看，都“政不出房户”了，算功劳的时候，怎么又能都算在她的头上呢。
我只是奇怪，像吕后这样残暴扭曲的性格，这样低劣的政治水平，在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里，早就该下台一千遍一万遍了;可是在我们这里，赶不走她是一回事，还得代代称诵着她，称她为一代明主;干掉戚姬，杀掉韩信，剁碎彭越，都是情有可原的，理所当然的，干得好干得妙干得呱呱叫。
不由掩卷长叹：难道我们天生就有斯德哥尔摩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