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李白诗云：“烈焰张天照云海，周瑜于世破曹公。”金代元好问曰：“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帜北卷天为红。”元代郑允端也说：“老瞒雄视欲吞吴，百万楼船一炬枯，”众口一辞，认为火攻是曹军致败的原因。唐代胡曾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他在诗中说;“烈火西焚魏帝旗，周瑜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连“长剑”也不必“挥”，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火攻之成，可谓大矣，当然，诗是文艺作品，并不是史籍。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史籍的记载。《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
“焚其舟船”，当然是用火攻了。《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更详，既有黄盖深感“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的献计，又有“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的火攻准备和诈降经过，更有“烟炎张天，人马烧死溺死者其众，(曹)军遂败退”的结果记录。曹军败于火攻，可谓凿凿有据，参之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史籍，火攻论可以说是昭然于世，应无疑义的了，诗人所咏，看来也并非子虚乌有之事。然而，近年来一些论者对火攻论提出了不少质疑，认为曹操赤壁战败，并不是火攻造成，而是遭遇疾疫的袭扰，军队丧失战斗力所致，提出了曹军赤壁败退，是血吸虫病造成的。血吸虫病论者也引据史籍。如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叙及赤壁战事，就根本未提火攻一事——“(曹)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军归“。
明言是败于”大疫“。况且，交战一方的主帅曹操，也不承认因遭火攻而败北，他在赤壁战后曾给孙权一信，其中云：”赤壁之没，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裴注引自《江表传》)而曹操之言，并非孤证，《吴书。吴主传》中也有曹操自烧战船之说：”(曹)公烧其余船自退。“论者由此认定，火攻之说未可信，疾疫，倒是曹军败北的主要原因，而这个”疾疫“，就是血吸虫病，理由如下：
一、血吸虫病在我国古代早已存在，远溯古医籍中周易卦象”山风蛊“之症以及公元7 世纪初叶的《诸病源候论》，都有类似血吸虫病的记载。近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研究者在其肠壁和肝脏组织中都发现血吸虫卵，由此证明，至少在汉时，长沙附近就存在着血吸虫病之患。根据大量调查资料表明，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地域，特别是两湖(湖北、湖南)地区，是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
二、论者从赤壁之战的时间与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推究，认为曹军转徙，训练水军在秋季，恰好是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曹军舍鞍马、仗舟楫，极易感染。虫体在宿主体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育后才出现典型的急性期症状，所以训练期间已陆续发病，到了冬季决战，疾病急性发作，曹军疲病交加，软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那么同属水上训练和作战，孙刘联军何以不受血吸虫病之害呢?对此，论者的解释是：与免疫能力的强弱有关。孙刘联军多南人，长期居于疫区，有一定的免疫能力，即使发病，症状也不会如此严重;曹军则大多为北方战士，免疫能力差，所以一触即发，且症状严重，因而致败。
(见《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1卷第2 期《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
然而，血吸虫病说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可疑之处较之火攻论为多。因此，《新医学》1981年11期，《文汇报》1982年5 月25日相继载文展开争鸣，他们认为：
一、曹操训练水军的地点，不在疫区江陵，而在邺(今河南省安阳县境)，那里不属血吸虫病疫区，当然没有感染之虞。
二、曹操烧船退军，史书确有记载，但烧船的地点不在赤壁而在巴丘;时间不在赤壁大战时，而在曹军兵败退到巴丘时，其目的是避免余船资敌。
三、血吸虫病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因天气冷热，时间长短有别，两个月以上者只是少数，而潜伏期越长，发病时症状也越轻。曹军即使秋季感染到血吸虫病，至十二月(大战爆发)才发病，症状也不会重了。
四、曹操水军主要来自刘表，多为湖北人，世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与孙刘朕军的免疫能力不会有什么差别，此外，刘璋补充给曹操的军队，是四川士卒，也来自疫区，所以，孙刘联军与曹军在免疫能力方面并无高低强弱之分。由此看来，目前虽两说并存，看来火攻论较为服人。当然，不能否认“大疫”、“疾病”也是曹军失败的因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原因。至于这个“大疫”、“疾病”究竟是何种疾病，这倒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