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和悟室有私人关系可能是真的，有共同见解也可能是真的，后来的议和主张有类似处也是真的，但就此认为秦桧是汉奸，认为其南归是“乃授以旨意，得其要领，约以待时而举，密纵之”，则猜测大于事实，并无实据。同时，正如王氏所言，桧南归时，高宗还处于流浪中，南宋随时有被灭亡的风险，金人有必要把秦桧发展为内线吗?而且，秦回归途中所冒风险很大，曲折甚多;回南宋朝廷时，能否被重用，都是未知!何况到时，不少从北方回来者，多受到怀疑，而被打入另册，如大诗人辛弃疾。
但王氏这段史料的最大价值之处，也是被后来有良知史学家，如赵翼、吕思勉等所重视的在于：一是充分肯定秦桧所主持绍兴和议的功劳。和议达成后，不仅皇太后得以南归，更重要的是两国二十余年保持了和平，使百姓得以安宁，南宋王朝得以稳固。二是正确指出了秦桧的失误，即把和议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和议达成后没有积极重振政务、军务，使得二十余年后和金人再次作战时，仍几无抵抗之力。
同时，秦桧和之前的王安石、蔡京，之后的贾似道之流一样，均是权臣，权势薰天。但就此认为“不知其上”，则显然言过其实了。宋高宗较其父、兄，实为有为之君，秦桧的“权倾海内”，其实更多仍在高宗的手掌之内。或者说，高宗因依赖秦桧而使其有所纵权，但一旦有必要，则可收之乃至毁之。恰如秦第一次罢相时，高宗对其制、其告，是如此的罪责、推责，成为其替罪羊。秦死后，更成为彻底的替罪羊，而被骂千年。
多余的话1：秦桧之前，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通过和议实现和平，早就有之，且几乎每朝都有，如汉朝初期的和亲、如唐朝初期的结盟，如宋朝初期的贡岁。但和议多是在对方自己弱小时的一种策略，等自己力量强大时则多给予报复，如汉武帝时候霍去病等、唐高宗时代高仙芝等的远征。秦桧与金人和议，实际是在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为相，力主与金人作战胜少负多、国难安宁的背景下，高宗被迫重新拜桧为相后，艰难达成的。和议没有放弃南宋实际控制的一寸土地，相反还收复的河北、河南大量的失地。其成效，平心而论，是功莫大焉。
多余的话2：秦桧死后，宋高宗、宋孝宗均有较长时间来整顿、发展军务，充实国防能力。特别是宋高宗禅位给宋孝宗后，后者完全有必要、有机会来发展军力，但其却没有来充分准备，而是仓促撕毁和议，仓促出兵，结果大败而归。这次兵败，其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一方面本想有所作为的宋孝宗从此一蹶不振，不敢再言兵;另一方面使南宋军民想收复北方的信心严重丧失，乃至到最后被元人灭亡，也再没组织过像样的战争。从大历史意义来说，因这次兵败及其约100年后的被灭国，使得汉民族从此丧失了之前的那份民族自信、自豪、自傲，而逐步内向、收缩、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