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 1900 年的董竹君，是家中的独女。
这个原名“阿媛”的女孩，父母都是江苏农民，在上海讨生活，父亲拉黄包车，母亲给人当“粗做”娘姨，也就是保姆。
如果他们家不是那样贫穷，她还可以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为生活的困窘，幼小的弟妹出生后没有足够的奶水，有病更无钱医治。
她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夭折。她清楚地记得，出生才4个月的弟弟，就是在自己怀里忽然停止了哭声。
董竹君出生的家在上海洋泾浜边上，就是今天繁华的延安东路和延安西路。当时沿着臭水沟，住满了和她家一样的贫苦百姓。
尽管生活贫苦，董竹君的父母却想尽办法让她上学。这也是她人生最初的第一个幸运之处。“他们感到一个人不读书没有出头的日子，所以再苦也很重视我的读书问题。”
当然，她的父母让她读书，期待的是她能嫁个好丈夫，晚年好有个依靠。然而，在家附近的私塾读到 9 岁时，董竹君的父亲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劳累过度，得了伤寒病，几乎死掉。
后来母亲东拼西凑借钱治好了丈夫的病，但家里再也无力供她上学了。走投无路的父母将她抵押到堂子(青楼)里，300 块钱押 3 年。
那是 1913 年的冬末春初，13 岁的董竹君被一顶轿子接到了不远处的那栋大房子里。下轿子后，董竹君看到门口放了一束用红纸扎着的的稻草。
“他们用火点着后，叫我用左右脚在上面绕跨一下，然后才进门。”这么做的意思是：烧掉晦气，怕影响他们发财。董竹君心想：穷人身上有这么多霉气吗?
因为长得美，聪明，唱戏好，董竹君很快就成了长三堂子里的红人，艺名“小杨兰春”，生活起居很受优待，身边也随时围着一群爱慕者。
在这里，她认识了那位来自四川的革命党人夏之时，一个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
夏之时出身四川合江大户人家，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回川参加新军，驻扎成都。
认识董竹君的时候，夏之时 26 岁，正值“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下令逮捕革命党人，于是他和革命同道们躲进青楼开会，借此掩护。
当时夏在老家的发妻正病重，他对董竹君说：“我可以把一大叠的照片拿给你看，看有多少人给我做媒。”
董竹君的反应则是：“你的老婆还没死，人家就要给你做媒了?你老婆晓得了不要活活气死吗?”
袁世凯的搜捕愈来愈紧，夏之时决定逃亡日本，带上董竹君一起走。老鸨开出 3 万元的价码，和袁世凯要夏之时的人头一样价格。
在日本旅馆躲避的他，抱着偷偷来看自己的董竹君失声痛哭。董竹君仰头告诉爱人，不要你赎我出来。
“我又不是一件东西，再说以后我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是我受不了的。”
她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不能做小老婆，第二要夏之时带她去日本求学，第三是回国后要组织一个好好的家庭。
一个深夜里，她果然逃了出来，临走前脱下绫罗绸缎，摘掉所有首饰，在夏之时已经收拾行李准备离开那家旅馆的深夜里，最后一刻，两人惊险重逢。
那一年，董竹君 1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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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后，他们登船前往日本避难。
夏之时给董竹君起了新的名字“毓英”，但这个名字没用多久，在日本学习期间，被一位老师改为“董篁”，字“竹君”，从此一直以字代名。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董竹君读完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科的全部课程。1917 年，丈夫来电报要她回国时，她已经在计划去法国深造了。
当时夏之时就任四川靖国招讨军总司令，驻扎在老家四川合江。回到老家后，董竹君体会了一段时间封建大家庭的复杂生活，也成功凭借自己的头脑、贤惠和勤劳，赢得了全家人的尊重和喜爱。
最初曾私下要求夏之时另娶正房、只把董竹君当成小妾的夏家公婆，也正式接纳了她，还让夏之时与她重新拜堂，大宴宾客。
1919 年，因政局再次变动，夏之时被解除军权，在成都赋闲，他买下东胜街的一座大院，装修得富丽堂皇，心灰意冷之余，也专心享受生活。
脱离了封建大家庭的董竹君也很开心，重新开始憧憬着“过些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好好治理家务，教育子女”。
然而，夫妻间因性格、三观不合造成的各种矛盾，也在这段时间开始呈现裂痕。
董竹君是渴望夫妻平等的新思想女性，而夏之时虽然是革命进步人士，看待夫妻关系依然是认定“丈夫要妻子做什么，妻子都该做什么”。
他很爱妻子，但这种爱不是董竹君想要的方式。即使是在他们感情最好的时候，夏之时依然将妻子视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1916年，年他从日本回国时，临走前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吩咐道：“你好好念书，这把手枪给你用来防身。假如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也用它。”
1920 年，董竹君怀第三个孩子快临产时，在草地上收拾晾晒的衣服，丈夫命勤务兵来喊她去陪自己打牌，董竹君不愿去，夏之时气得一而再再而三派人去喊。
董竹君说：“你叫打牌，又不是别的正经事情。”夏之时抓起花架上的一个自鸣钟就摔过去……董竹君气得回到房间，抓起手包就往外跑。
后来她将父母接来成都，可怜的老两口刚来的时候面黄肌瘦，在女儿这里总算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但夏之时觉得他们将女儿卖入青楼，总是瞧不起他们，也给过两位老人不少脸色看，董竹君也觉得十分屈辱。
在她看来，这些不得不忍气吞声的时刻，归根结底还是她一无所有地跟了这位有财产有地位的丈夫，夫妻二人从一开始就地位极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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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董竹君在报刊书籍上看到女权和女子职业等问题，分外赞成。她结合自己与夏之时的关系，深深认为：女人如果经济不独立，是谈不上什么“女权”的。
1923 年 -1924 年，董竹君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飞鹰黄包车公司。当时丈夫的朋友来到他家，时常赞道：“你们家里前面琅琅读书声，后面一片织机声，真是朝气蓬勃，好一个文明的家庭!”
1928 年，夏之时去往江南一带，意图了解蒋介石政府和其他军政界的情况，看看能否找到东山再起的机会。
他离家后第二年，四川局势更加混乱，刘湘、刘文辉自行设立造币厂，造成币制贬值、百业萧条的景象。
董竹君见状，干脆结束了黄包车公司和织袜厂的业务，购置了田产，将全部财产和账簿交给夏家六弟保管带着双亲和四个女儿动身去往上海。
董竹君在回忆录里列举了 6个动机，诸如送大女儿去考音乐学校啊，带小女儿去看看祖国大好河山啦，没有一个是说想去跟夏之时分手的。
动身之前，她其实已经想好，如果丈夫依然认定自己受了新潮流新思想的影响，且坚决不同意自己的想法计划的话，“必要时，就只好和他分开了。”
既然如此想，她去上海的这个决定，自然就没跟夏之时商量过。动身之后没几天，整个四川都知道：夏督军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据说还上了报纸。
夏之时看见报纸以后，气得双手发抖。这样前提下的夫妻重逢，自然都不会有愉快的心情。分歧就此爆发：
夏之时想让她带着孩子回到四川，但董竹君坚持让四个女儿留在上海念书，不愿再回老家。继续的争吵，只不过愈加坚定她离开丈夫的决心。
她自己也在回忆录中坦承：
“再回到四川有什么意义?难道再去捧着一个金饭碗做夫人、做贤妻良母?……这样下去，徒然牺牲儿女和自己前途，更谈不上什么为国为民了。”
显然，她无论如何要抛弃的那种生活和身份，恰恰就是夏之时最希望她过的日子，最希望她安守的角色。
难怪时隔近一个世纪后，两人的小儿子夏大明，在给父亲扫墓时接受记者采访说，父母注定会离婚：
“我母亲一辈子追求社会公正，认为女人应当独立，要有才干;而我父亲的大男子主义很严重，要求我母亲不要在外面工作，就应该在家里带孩子。两人性格都要强，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离婚是肯定的。”
1929 年，在百般劝解无果之后，夏之时只得同意董竹君先分居五年的要求。离开了丈夫之后的董竹君，主要生活来源可以说是彻底断绝。
“被分手”的夏之时，恨透了这个离家出走的“娜拉”。他离开上海回到四川，说好的生活费据说从未给过她。
为谋生计，大小总得有份事业做。董竹君听二叔的建议，决定开办一家纱管厂，振兴本国的民族工业。
当时是 1930 年，她离开夏家的第二年。丈夫的朋友圈，她决意不接触，身边除了几个上海穷亲戚外，社会人士关系几乎为零。
变卖了所有可以变卖的财产，加上她二叔四处奔走，帮她招募工人职员，最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 4000 多元的合资，开办了不到百名员工的群益纱管厂。
除去工人班子和一个账房先生，董竹君没有一个得力助手，全部行政工作都是她一个人承担：进货、下车间检查、督工、外出推销产品……
家离得远，每天来回路上就要花 3 个小时，有时还要往返两次，常常深夜才回家。偶尔回家早些，就要料理家务，亲自给孩子们添做或织补衣服鞋子，往往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在此期间，她和孩子们租住的房子，其二房东庄希泉是福建人，为人正直热情，讲义气，十分欣赏董竹君自立自强的生活态度，问她要不要去厦门担任女中校长，但她放不下群益厂，转而推荐了自己的好友前去。
同时，通过庄希泉等人，董竹君逐渐结识了从马尼拉来上海游玩的几位菲律宾华侨，都是当地的企业家和知名人士，他们惊讶于一个女人独自开办工厂，鼓励她去南洋招股办厂。
1931 年，董竹君前往马尼拉，成功招股，回来就扩大了工厂，职工增加到三四百人。
然而 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沪战役爆发，董竹君辛辛苦苦缔造的工厂也在炮火中毁于一旦。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在厦门公开发表抗日和革命言论，董竹君回到上海之后，便被特务盯上，在她家中搜出一大包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品，她被捕入狱。
四个月后才以“政治嫌疑犯”的身份被保释出来，之后还不得不带着三个小女儿去杭州躲了一年，才悄悄回到上海。
那一年里，董竹君的父母以及她和四个女儿，全家七口人的生活费，都靠大女儿夏国琼在上海教钢琴维持。
虽然回到上海，董竹君依然不敢公开出头露面，没办法找人投资让纱管厂开工，工厂毫无悬念地倒闭了。
全家人的生活再次跌入低谷，母亲对她悲叹道：“可怜你什么时候才有出头的日子?”不久便去世了，那是 1933 年秋天。1934 年底，董竹君的父亲也惨然病逝。
董竹君不断变卖或典当自己仅有的衣物，艰难度日。后来还是多亏了大女儿教琴的酬劳贴补家用，生活才稍许喘过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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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去世前的那个秋天，她与夏之时五年分居期满，后者来上海见她，对落魄的她说：“你父亲病成这样，你若是答应回川，我就拿钱出来给他治病，否则我就不管。”
几天后，他们去了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正式签字离婚。
董竹君只对丈夫提了两个条件：一、按月给四个女儿生活费;二、如自己意外身故，希望丈夫培养她们大学毕业。
夏之时流着泪和她握手，答应照办，但回到四川后，他依然没有给过董竹君一分钱。就在董竹君的父亲去世前，一位不速之客前来拜访：四川人李嵩高。
因为离家出走，董竹君在四川“知名度”极高。这位李嵩高很是敬佩她，表示要借她 2000 元，让她“做点生意”。
这点儿“生意”，便是后来名满上海滩的锦江饭店。
余下的便是成功与传奇。
董竹君的名字，从此脱离了改变她命运的那个男人，脱离了那条曾流淌过她一段美好生活的锦江，在上海的黄浦江边，用另一种方式汩汩不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之时离开成都，回到故乡合江居住，担任合江县治安委员会委员，1950 年辞世。
第二年春天，董竹君才得知这个消息。
在她的回忆录里，她一个字都没有提自己得知此事后的反应。在其他人提供的资料里，说她“在床头瘫坐了一整天”。
1997 年 3 月 8 日，97 岁的董竹君在家中接受了东方时空的专访。她说，我认为人生必然要经过许多磨难坎坷，对它一定要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这几个字，对我是有很大好处的。”随遇而安的另一层意思，是不要和命运较劲儿。从这个角度来说，董竹君其实从来都没有随遇而安过。
她自己的解释是：对人生坎坷没有怨言。1997 年 12 月 6 日， 董 竹 君 安 然 去 世，弥留之际，她嘱咐小女儿在自己下葬时，放一曲《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她和夏之时在日本生活期间，初夏的某日傍晚，她忽然听到窗外传来这首用箫管吹奏的爱尔兰民歌，隐约可见是一位青年在桥头吹奏。
她在窗边听得入神，柔情与伤感一同涌上心头，笼罩着那个温暖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