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的注释太不靠谱
似乎提到甄宓，必然会把她和曹植联系在一起。那么真实的历史上，甄宓和曹植之间到底有没有隐秘的情愫呢?
最早传出甄宓与曹植有绯闻的是唐代李善在《昭明文选》中《洛神赋》的注解中讲了一个故事：最开始爱慕和想娶甄宓的是曹植，结果被曹丕抢了先，曹植却念念不忘。甄宓死后，曹植觐见哥哥，曹丕拿出甄宓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曹植睹物思人，大哭一场。
晚上，曹叡宴请叔叔曹植，并把这个枕头送给了他。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城，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宓来与他幽会，有感而发，写成了千古名篇《洛神赋》。
这个故事很动人，还把《洛神赋》的写作背景给交代清楚了，可惜编得有些不靠谱。甄宓比曹植大差不多十岁，甄宓嫁给曹丕的时候21岁，曹丕17岁，而曹植只有十一二岁，从年龄上讲，曹植不大可能在曹丕之前就想娶甄宓。
再看看曹植有没有可能对甄宓心存爱意。曹丕继位后，对几个弟兄深怀嫉妒，先是夺了二弟曹彰的兵权，又逼四弟曹熊上了吊。有一次命三弟曹植在七步内，以“兄弟”为题即兴吟诗一首，但诗中不能出现“兄弟”二字，若是做诗不成就痛下杀手。
曹植出口成章：“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虽然冷酷薄情，却也有文人容易动情的一面，听了这首诗深受触动，便把曹植贬为安乡侯。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七步成诗”。
对于曹丕的打压迫害，曹植毫无招架之力。公元223年五月(黄初四年)，曹植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一起前往京城朝拜。曹彰乃是卞夫人所出，其人勇猛，武艺超群，深受曹操的喜爱，早年就受封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曾率军征讨乌桓，又降服辽东鲜卑大人轲比能。
曹丕对这个弟弟深为忌惮，害怕其势力越来越壮大，于是借朝拜之机将其毒杀，对外则宣称因急病暴毙。据说卞太后很伤心，哭着对曹丕说：“你已经害死了我的子文(曹彰)，绝不能再害了子建(曹植)，否则我跟你没完。”曹丕害怕短时间内连杀两个弟弟，引起别人的怀疑，就放曹植和曹彪回到封地。
三人同去京城，回来的却只有两人，心中的悲苦和不安可想而知。回各自封地的时候，曹植写了一篇《赠白马王彪并序》。全诗充溢着一股悲愤、愁闷、困苦的情绪，以及对朝不保夕生活的深深恐惧和焦虑。第六章末句“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反映出曹彰的暴死在曹植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可以说，曹植对于称帝后的曹丕而言就是等待未卜命运的羔羊，曹丕拼命的想找借口杀掉曹植，曹植有苦难言，步步后退。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曹植和甄宓之间有一丝的牵葛，曹植就不会有活路。
退一万步说，曹丕明知道曹植暗恋甄宓，还写了文章歌颂这样的爱情，他大度的不计较，可是他是有多脑残，在赐死妻子之后，还把枕头拿出来故意刺激曹植，来给自己一顶绿帽子戴?他的儿子曹叡又有多智障，竟把母亲的枕头送给叔叔?
曹氏一门都是枭雄和文豪，这历史上都有确凿的记载，但你说曹丕和曹叡两个皇帝都是人事不懂的白痴我是不信的，更何况曹丕的小气、猜忌、反复无常是出了名的，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事?所以基本可以断定，李善的注解应该是为了《洛神赋》传播更广而杜撰的。
虽然故事编的拙劣，但却流传很广，后世之所以叫她“甄宓”或者“甄洛”，源头就是因为李善对《洛神赋》的注解，使得后世普遍相信洛神是甄氏的化身。事实上甄宓在正史中只有姓氏，并没有名字，严谨一些的文章提到甄宓的时候会叫她“甄姬”。
洛神可能是曹植原配崔氏的化身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植被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奸臣谤奏，再遭贬爵为安乡侯。于是他亲到京师面陈滥谤之罪，并且得到了曹丕的谅解，于是又“诏令复国”。
回去的时候，曹植再渡洛水，内心悲喜交织，有绝处逢生的欣喜，更有命途多舛的怅然。故而《洛神赋》中有“容与乎阳林，流盼乎洛川”这样晴朗明快的诗句，更多的是“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的悲愁。所以从甄宓死的时间(黄初二年)推断曹植黄初三年为甄宓而作《洛神赋》，未免太过武断。
既然《洛神赋》与甄宓无关，那么曹植心目中那个美丽多情的洛神到底是谁的化身呢?从文中描述来看，洛神并非高高在上的神灵形象，而是一位和曹植地位平等的女子，他们产生了爱慕之情，但由于“人神之隔”，终于不得长相厮守而遥隔他乡。
笔者认为，《洛神赋》中的洛神原型是曹植原配崔氏比较符合历史现实。崔氏是名士崔琰兄长的女儿，崔琰先事袁绍，后加入曹操集团，因屡次公然指出曹操的错误被杀。曹操认为崔琰的过于张扬很不利于政局稳定，因而十分厌恶，杀了他还不解气，遂将为崔琰鸣不平的毛玠收监，又借口崔氏衣饰太过华丽而杀之。
崔氏在曹植心目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崔氏死后，曹操无缘无故为曹植增户五千，算是补偿。曹植却并不感激，多次故意与曹操政令违拗，不仅擅开司马门，还醉酒不受军命，以表达心中的不满。对此，身为父亲的曹操也只是“悔而罢之”。对于兄长曹丕，曹植当然不敢这么任性胡闹。
《洛神赋》中的洛神容貌姣艳宛如春日的花朵，琴声动听，歌声动人，衣着又很华美，非常符合崔氏“衣绣”的特点，而且明礼善言，能歌善舞，与崔氏活泼又文雅的形象很吻合。崔氏嫁给曹植是在青春焕发的少女时代，故洛神的形象也是青春而富有活力，与历史记载的甄宓少年老成，持重端庄的形象并不接近。
再从《洛神赋》的诗句来看，也隐含着对夫妇之情难以为续的哀伤。“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一句中“匏瓜”和“牵牛”都是以星宿喻男子，匏瓜星孤，牵牛、织女虽为夫妻，却遥隔河汉，表达的是夫妇离散之意。
“悼良会之永绝兮”，在古代夫妇相会才可称为“良会”，其他的只能称之为约会和私会。“永绝”一词表达了夫妻再无重逢之日的沉痛。
“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古代给男方“陈交接之大纲”的，一般都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显然很不适用于曹植与甄宓的隐秘恋情。
曹植稍前的作品《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中，也出现了洛神的形象：“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吕延济注曰：“洛浦喻美人也。同袍谓夫妇也。”从文学形象一脉相承来讲，曹植提到的“洛神”应该都是自己的妻子，并非其他女子。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曹丕也是一代文豪，曹植的《洛神赋》如果映射对甄宓的爱恋，他不可能看不出来，又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事?就算已经冷落甄宓很久，也绝不可能允许别的男人心存非分之想。
上文已经分析过曹植在曹丕的高压政策下如惊弓之鸟，抑郁寡欢，生怕曹丕会找借口，或者哪一件小事触怒了曹丕而被处死，他又怎么敢在曹丕活着的时候大胆表达对甄宓的觊觎?
曹植才高八斗，文采出众，但他也是一位有雄心抱负的政客，想要在政治和军事上一展宏图。也正因为这样，曹丕才如此忌惮，想方设法的迫害他。曹丕死后曹植三番两次的上书，想要施展抱负，可惜侄子曹叡也没有重用他，最后一代大文豪，竟抑郁而终。
像曹植这样生在王室，长于军旅，又差点被立为王位继承人的天之骄子，如果真的内心对甄宓有想法，就不会愚蠢到留下《洛神赋》这样有违伦理道德的“把柄”给曹丕。
“绝缨”用典与甄宓无关
曹丕死后，一向有雄心大志的曹植向侄子曹叡上《求自试表》，以求重用：
“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而秦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而楚赵以济其难。”
有人根据“绝缨”一词推出曹植和甄宓有情。“绝缨”这个典故出自楚庄王。据刘向《说苑》记载，楚庄王宴请众将，天黑了还没来得及掌灯，席间漆黑一片。有人趁机对楚庄王的姬妾动手动脚，姬妾急切间扯下了他的冠缨，告诉楚庄王只要点灯看头上无缨的，就是骚扰者。楚庄王却吩咐众将把冠缨都扯下来，然后再点起火把。数年后，楚庄王身临险境，一位勇猛无比的将军将其救出，并坦承就是当年绝缨之人，为报答主君宽厚之恩，方舍身杀敌。
有人认为曹植在旁敲侧击自己和甄宓的关系，并以此来威胁曹叡。其实这是明显的牵强附会。“奔北败军之将”和“绝缨盗马之臣”都是对“有罪”之人的具体解释和举例，曹植在黄初年间因私祭父亲而获罪，以低姿态承认戴罪之身，并借用这些典故劝说明帝曹叡给自己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如果曹植和甄宓真有不清白的关系，他一定会对此事退避三舍，反而不敢用“绝缨”一词了。他上表的目的是求取重用，展露个人抱负，因而会特别害怕曹叡想起自己和他母亲之间的传闻，而对他心生厌恶，所以所有可能引起曹叡不适感的词语都会被过滤掉。
如果说他想威胁曹叡：你不重用我，我就乱说了啊。这根本不符合逻辑，他有什么资本和曹叡叫板?曹丕在位的时候，曹植一直受到迫害，不得不再三迁移封地，过着形同幽禁的生活，与朝中大臣基本断了往来，更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势力，曹叡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人头落地，他凭什么威胁曹叡?如果甄宓和曹植之间真有隐情，那么死人才能永远保守秘密，曹植这样无疑自掘坟墓。
所以基本可以断定，“绝缨”一典和并列的其他典故一样，并没有特别深的隐晦含义，正因为清白无辜，才敢这么不拘一格的大胆引用，因而据“绝缨”一词推测曹植和甄宓之间有隐情也是站不住脚的。
曹植和甄宓的爱恋寄托了我们对美好爱情的热切向往
既然曹植和甄宓之间基本上是子虚乌有，为什么文人要编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又宁愿对此津津乐道呢?
甄宓美貌出众，因生于战乱之年而家破人亡，再嫁曹丕后很快失宠，最后被谗言所害，盛年而亡。曹植风流倜傥，玉树临风，而且才高八斗，壮志凌云，却屡屡被兄长迫害，难以施展才华和抱负，最终也是抑郁而死。
两人都是美好事物被“凶恶”事物击败而导致的命运悲剧，后世对二人的遭遇很是同情，因而给两个人安排一场超出世俗的爱情，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甄宓失宠被冷落的悲哀，也淡化了曹植一生不得志的悲剧色彩，寄托了人们对完美人生的向往。
在中国人，特别是古人的眼里，才子佳人，本该是一对，让他们两个走到一起，其实是人们对曹植和甄宓命运悲剧的一种心理补偿。从历史角度来讲，我们知道曹植和甄宓并无交集，但在情感上，或者单纯从故事角度出发，我们不妨相信甄宓和曹植是一对倾心相交的金童玉女，他们穿越历史的长河，含情脉脉的给渴求爱情和幻想郎才女貌的我们一份诗意的想象和美好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