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有句名言：人生只有两件事是无法避免的——死亡和纳税。
所以，美国人对于国税局的敬畏可谓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可以不怕警察、不怕FBI，但只怕国税局。美国国税局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他们眼中，你的钱是偷来的、抢来的，还是贩毒得来的，都无所谓，只要你纳税就行，否则他们就能以偷税逃税的罪名把你送进监狱。
美国历史上有不少只手遮天的黑帮大佬，都倒在了国税局的手上。
税收在古今中外都是政府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设计税收制度开始，当权者就要绞尽脑汁，因为收的太少，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运转，也没法进行国家建设;收的太多的话，老百姓的生活负担太重，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信你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和税赋沉重有关系。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税收关乎着我们切身的利益，所以今年两会上关于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话题，也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要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应该是汉武帝。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的最重要功绩，就是打击了匈奴，扬眉吐气，甚至以他所在的朝代命名了一个民族。但打仗是需要钱的，横扫匈奴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更是在烧钱，所以汉武帝想出了向百姓征收财产税的办法——算缗(音同民)。
大概就是你家有一匹马要交多少钱，有一辆车要交多少钱，有一艘船要交多少钱，都有相应的比例，收上来的钱当做军费。
不过总有人会想办法瞒报逃税，朝廷又想出了对应的套路：谁要是瞒报，如果有人揭发，就没收全部财产，而举报者会分得其中的一半。
此政策一出，仿佛往狗群里扔了一块骨头，大家擦亮了双眼，踊跃举报，有的人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有的人一夜暴富，有的人一夜暴富之后又被别人举报，再次一贫如洗。
不过到最后，打匈奴的钱是有了。
历史上的几次著名改革也大都与税收有关。
比如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推行了一条鞭法，简化了税收的流程，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在税收过程中贪污腐败的机会。国家因此而国库充盈，所以万历皇帝后来才打出了三大征。
不过每个硬币都有两面，一条鞭法之前，老百姓交税可以交白银、可以交粮食，也可以交布匹，一条鞭法之后，交税只能交白银。已经萌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地区贸易发达，交白银这种货币还无所谓，但北方依旧是以农业为基础，所以农民们要交税之前还需要把粮食兑换成白银。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白银的价格越来越高，假如一条鞭法之前一两银子可以换一石粮食，新法之后，一两银子可能就能换来两石粮食，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高了。
明朝末年，朝廷一边要和满清作战，一边要和农民军作战，钱袋子自然捉襟见肘，于是朝廷又增加了剿饷、练饷和辽饷，这下就把很多还能勉强活下去的农民逼的破了产，加入了农民军，农民军越来越多，朝廷越来越缺钱，就多增加赋税，然后导致更多的农民加入造反队伍，如此恶性循环。
有意思的是，崇祯朝的大学士杨嗣昌曾经就着农民起义问题写过一首《西江月》，其中有一句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
大意就是：你们这些破产农民为什么不在家老老实实饿死，反而要造反呢?
这样的朝廷不完蛋，都没有天理了。
清朝的雍正夹在两位影视剧大户康熙和乾隆之间，在位时间又短，所以存在感较低，历史书上也说康乾盛世，直接把他略过了，但其实他的作用非常重要。
康熙在位的最后一年，国库存银八百万两，而雍正死的时候，国库已经有了六千万两，可以说，没有雍正的改革，乾隆也没机会满世界花钱装逼。
而雍正在税收上比较大的贡献就是贯彻了摊丁入亩。在之前，税收几乎都是按照家庭人数计算的，你家里有多少人，就交多少税，但蛋疼的是，假设我和王思聪的家庭成员人数一样，却要交相同的税，对王思聪来说，这点钱就是毛毛雨啦，但我可能就要吃糠咽菜半个月。
而摊丁入亩，就是根据你拥有的土地数量来交税，地主多交，穷人少交，这下就合理多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开始也想收取个人所得税，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成行。
1980年，个人所得税法正式颁布，但当时的起征点是800元，而1980年我国城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还不到40元，所以这部法律基本就是个摆设，绝大多数人都是连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格都没有的。
1994年，个税法才算是走上正轨，因为收入的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个税起征点也从800增加到1600，再到2000，最终变成现在的3500。
这次两会，有人提议将个税起征点提到7000元，有的提议提到一万，不管怎么看，个税起征点的提高都是大势所趋。
大家可能都会为此高兴，因为起征点提高，收入低的可能就不用交了，收入高的也少交了，能多拿点钱，甭管多少，都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了。
还有代表提出按照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还有网友说应该按照地域为单位：一线城市的起征点高点，二三四线的低点。
不管怎样，一项政策的制定都是各个阶层和人群提出自己的需要，然后讨论、权衡之后的结果，也希望两会代表们能够最终制定出一个比较完全，可以最大限度上兼顾各方利益的结果。
碟子们，你们每个月要交多少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