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传统印象的形成源自于《晋书》。
《晋书》是唐朝人编纂的，不仅没有为司马懿洗白，甚至还一定程度上贬低司马懿，以为人臣者戒。问题是这部书的质量在二十四史中几乎垫底，虽然搜集了不少资料，却完全不加甄别和取舍，什么神神怪怪的荒诞内容全都往里塞。晋朝皇室对于自家老祖宗，自然多有溢美之词，可是粉涂错了地方，结果反倒把老祖宗的形象塑造得极其不堪，《晋书》对此也照单全收，再加上一些负面评价，结果司马懿就彻底变成阴谋家了。
这是因为，司马家得国不正，那就必须得给篡位找合适的理由。按照《晋书》的记载，司马懿初始并没打算侍奉曹家，是被迫出的山，而且曹操还非常猜忌他，憋着劲儿要杀他，正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对于这样的魏国，篡了就篡了吧，没啥可不好意思的。
但是这么一来，仿佛司马懿打一开始就存了篡魏之心，一直在暗中积攒力量，装了一辈子的蒜，直到把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君王，也包括大敌诸葛亮全都熬死了，他才猛然间跳出来掌权——阴谋家嘴脸，毕现无遗。
这是历史上真实的司马懿吗?说司马懿能忍，一般会提三件事：一忍曹操的压制，二忍诸葛亮的激将，三忍曹爽的排挤——那就让咱们逐一来分析一下真伪吧。
根据《晋书》记载，建安六年，也就是司马懿22岁的时候，首先被本籍河东郡推举为上计掾，其后不久，曹操就征召他去幕府任职，但是司马懿“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装病不从。曹操派人半夜里悄悄地前去窥看，司马懿咬牙躺着，一动不动，这才躲过了一劫。
但是估计曹操仍然怀疑他是装病，所以数年后进位丞相，又召司马懿为文学掾，并且吩咐说：“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不敢再装了，被迫进入曹操幕府——所以才说他附曹并非真心实意，纯属被迫。
然而仔细研究这个故事，便能发现问题。司马氏为河内名门，但并不属于顶级的经学世家，这么一个家族里的小字辈，才刚二十出头，曹操想召他做幕僚很正常，专门派人去查看他是不是真病了，当时的曹司空应该还没有那么闲。司马家兄弟八人，号称“八达”，其中老大司马朗22岁出仕曹操，为司空掾属，转为成皋县令，司马懿排老二，当时的名声并不比大哥强太多。若说曹操想拉拢河内司马家，那有个司马朗也就足够了，不必再坚持让司马懿出山。
事实上，建安六年的河内太守，很可能是魏种(建安四年就任)，不但门第不高，而且在吕布入兖州的时候还曾经弃官而逃，名声很差，所以司马懿若通过魏种的渠道得以进入曹营，肯定会对他日后的仕途造成负面影响，故此才不肯应征。
那么后来他为什么又从了曹操呢?《后汉书·荀彧传》中有记载，说：“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及钟繇、郭嘉、陈腢、杜袭、司马懿、戏志才等……”这就很清楚了，司马懿最终是抱上了颍川荀氏的粗腿，这个推荐人资格足够啦，于是欣然出山——真跟什么“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一丁点儿关系也没有。
《晋书》评价司马懿，说他“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接着记述，曹操察司马懿有“狼顾”之相，也就是说脑袋可以回转一百八十度，又梦见“三马同槽”，因而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晋书》最后总结：“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
“猜忌”、“猜忍”，这是唐朝人对司马懿的评价，不可全信;而至于什么“狼顾”之相和“三马同槽”，纯属小道八卦。要知道司马懿仕曹之后，曹操“使与太子游处”，也就是说让他跟着曹丕干，很明显作为下一代的心腹重臣来培养，真要是有疑忌司马懿的心，能放心把他搁儿子身边吗?
司马懿就正是抱着曹丕的粗腿，才得以步步高升的。曹丕做魏太子的时候，身边有四位心腹谋臣：陈群、司马懿、吴质和朱砾，被称为“四友”。曹丕是个挺念旧的人，当他篡位称帝以后，这四人全都得以跻身高位，权重一时。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本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从中也瞧不出司马懿有多隐忍来。
很多人都认为，司马懿那么大本事，就因为曹操不信任他，所以一直压制他，要到曹丕时代他才得以崭露头角，这又是妄言。司马懿仕曹大概是在30岁前后，曹操死的时候，他41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十多年间，从小小的文学掾一直做到丞相主簿、太子中庶子、军司马，仕途算是一帆风顺了。你不能拿他跟27岁出山就能让刘备“如鱼得水”，引为副手的诸葛亮相比，刘备手下没人啊，曹操麾下则谋臣若云，无论年岁还是资历，司马懿怎么可能去跟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等人并列?
曹操够看重他了，上来就让他跟着自己的继承人，哪有一丁点儿要压制司马懿的意思?
所以司马家后来篡位，那污点是洗不掉的——曹氏代汉，好歹中原是曹操打下来的，有过扶危定倾之功，若无曹操，估计汉朝早亡了;司马家既无如此烜赫的功劳，曹氏又没啥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史笔皇皇，一个“篡”字肯定逃不了。
《晋书》也承认，司马懿仕魏，“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办事勤勤恳恳，即便不计他多次出谋划策之功，也属于一名称职的中层官僚。但是《晋书》以后事倒推，认定这是装的，实际上司马懿并不忠诚，而只是为了麻痹曹操。所以曹操瞧见司马懿这么老实，“意遂安”，不再跟曹丕说要除去此人了。
“非人臣”，有野心，和是否认真办事，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吧。正好相反，不管一个人再怎么有野心，倘若平常疲疲沓沓的，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那才不值得担心吧，司马懿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曹操才可能不再猜忌他、压制他。
人心隔肚皮，司马懿究竟是怎么想的，别说后人了，即便当时代人都无从揣测，只能听其言，观其行，不可能猜其心。起码司马懿早年间，看不出他有“不肯屈节曹氏”之情，也没有韬光养晦、隐忍待发之意。
《晋书》中说，司马懿在陇上对战诸葛亮，固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都无法达成目的，于是送对方“巾帼妇人之饰”。司马懿当场就怒了，上奏曹叡，请求和蜀军决战，曹叡急命辛毗前往，柱节营门，不准交锋，这才挫败了诸葛亮的图谋。
但是随即就借诸葛亮之口，戳穿了司马懿的伪装，诸葛亮说了：“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到了《三国演义》，为增加戏剧效果，就直接给改成了：“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当时任凭哪个男人被赠予妇人巾帼，都是不可能不光火的，区别只在于是及时发作，还是硬生生把怒火给压抑下去——这才叫做“忍”。
可是由此就能得出司马懿是个“忍”人的结论来吗?倒也不见得。因为他当时为一军统帅，必须要为整支军队甚至是整个国家负责，在明知道对方是想激怒自己，并且出战毫无胜算的前提下，怒而兴师，这不是优秀统帅应该做的事情。这或许能说司马懿有一个优秀统帅需要的隐忍素质，但如若换成诸葛亮、陆逊、周瑜等三国时代的一流统帅，应该也有一样的决断。
那么再说最后一件事，忍曹爽。
司马懿此前一直当文吏和军中参谋，要到曹丕建立魏国以后，黄初五年，才初次领兵，在曹丕南征的时候留镇许昌。曹丕驾崩，曹叡继位，司马懿和陈群、曹真共同辅政，成为国家的一流重臣，然后即首当方面之任，第一仗就打败了来侵的东吴诸葛瑾和张霸，因此而被任命为都督荆、豫诸军事，镇守宛城，接下去千里奔袭，击破孟达，进而跟随曹真伐蜀，并在曹真去世后总督关西军事，跟诸葛亮对战，诸葛亮死后受命征讨公孙渊，等等，这些事迹大伙儿全都耳熟能详啦。等到曹叡驾崩，曹芳继位，司马懿又是辅政大臣，与宗室曹爽共事，官位晋升为侍中，还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统兵三千值守皇宫，真正军政大权一把抓，这就距离权臣只差一线了。
可是就这一线越不过去，因为有曹爽压在头上。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曹爽是听从了亲信丁谧的建言，上奏请求加封司马懿为太傅，理由是：我年岁比司马仲达差太多，能力也不如他，他当初跟我老爹曹真同殿为臣，那我的官职怎么敢比他高呢?
太傅是什么官?是上公，比三公还高半级，论起名位来，真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问题是自东汉以来，多以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统领内外朝，太傅仅仅名位尊崇而已，却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宰相。好比东汉最著名的太傅陈藩，观其事迹，就不过大将军窦武的一名高参而已。所以这是明升暗降，专为架空司马懿，好让曹爽一人独掌大权。
那么对此，司马懿是不是直接忍了呢?按照传统的看法，确实是这样的，司马懿似乎认定了曹爽干不成事，所以要等对方“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自己甚至于还假装生病，让曹爽对他不设访。就这样忍了整整十年，直到嘉平元年的“高平陵之变”。
然而按察《三国志》和《晋书》，其实司马懿并没有忍那么长时间。就在他升任太傅，离开朝廷中枢的第二年，吴军侵扰樊城、柤中，司马懿自请率军抵御，顺利击破朱然、诸葛瑾等将，随即又命邓艾在淮南屯田，为将来伐蜀、灭吴预做准备;两年后，再次率军击败北伐的诸葛恪。
司马懿的这些作为，说明他既没有因为被架空而跟曹爽起龃龉——起码表面上没有，也并不甘心退居二线，蛰伏隐忍，仍然在为了国事操劳，至少还牢牢掌握着一方兵权，只是一时退出洛阳的政治场，但要想重新介入是随时都能办到的事。
事实上，司马懿和曹爽产生激烈的冲突，进而被迫装病隐忍，只有短短的两年时光而已。
《三国志·曹爽传》，对于很多细节记载得相对详细，但因为是记传体，所以时间线捋得不是很清楚，看不清曹爽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架空司马懿，而司马懿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装病的。《晋书·宣王纪》则不同，因为从司马迁写《史记》开始，帝王本纪就同时担负了纪年的功效，所以哪一年发生了哪些事，层次、顺序非常分明。
根据《晋书》的记载，曹芳继位后不久，曹爽就用明升暗降的手段架空了司马懿，但司马懿并没有完全淡出政坛，退居二线，仍然多次领兵征伐，而且在朝廷大事上也保留着不小的发言权。一直等到正始八年，曹爽的势力逐渐稳固，并且肆行妄为也臻于顶点，司马懿才正式跟他闹翻。
据说在这一年，“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司马懿)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
对于曹爽的罪状，很可能有夸大之辞，但他重用年轻一代的亲信党羽，排斥曹魏世代老臣，独掌朝纲，多次变更典章制度，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不管他那些变法措施是对是错，肯定不会合在旧制度下浸润了半辈子的老臣们的胃口，那么司马懿等人开始反感他，进而反对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司马懿这才开始告病退休，据说“爽、晏谓帝(司马懿)疾笃，遂有无君之心，与当密谋，图危社稷，期有日矣”，就是说曹爽有篡权的企图，这很可能也是污蔑。但不管是真想篡权，还是只想擅权，或者变法改革收获成效，曹爽必然都会忌惮司马懿复出。于是转河南尹李胜为荆州刺史，派他去向司马懿辞行，瞧瞧老头儿身体究竟怎么样，司马懿就此演了一出好戏，假装耳聋眼花，连粥都喝不进去了，让人感觉一转眼就会咽气——曹爽这才放心，“不复设备”。
应该说，到了这个时候，司马懿肯定已经有了杀曹爽的心了，并且才开始隐忍。只是不忍不行啊，对方大权在握，仓促动手就是个死哪!在生死之间，还肯挺胸冲上的，那是仁人、烈士，但退后半步，等待时机，也是不得已的策略。
李胜窥探司马懿的动向，是在正始九年春季，然后不到一年，就爆发了“高平陵之变”。
对于这场政变产生的缘由，历代有多种揣测，或说是忠君者对乱政者的绞杀，或说是世代老臣对悻进小人的攻击，或说是世家大族对曹魏宗室的反扑。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法将此事仅仅当作司马懿和曹爽二人之间的权力斗争。
因为太尉蒋济、司徒高柔、侍中许允、尚书陈泰等多位老臣全都站在了司马懿一边，他们始终都只是司马懿的同僚、盟友而已，算不上党羽，所以这是两个集团之间的争斗，司马懿也并非铁杆的集团首脑，而只是临时推举出来的代表人物而已。曹爽“乱政”，不仅仅司马懿忍了他很久，蒋济、高柔他们肯定也忍了很久，你不能把“忍”者的帽子单独扣在司马懿头上。
而且实话说，这场政变风险系数很大，因为司马懿只是得到了皇太后的诏书，而皇帝本人还被捏在曹爽手里，司农桓范就曾经劝说曹爽“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曹爽要真这么干了，很可能引发曹魏政权的彻底分裂，中原大乱，混战不休，即便司马懿比曹爽擅长军谋，也未必能够很快便赢得胜利。以后事前推，曹魏西部军团肯定是站在司马懿一边的，但南部军团的令狐愚、王凌等人就很不好说。
所以这是一场“乾坤一掷”的大赌博，倘若司马懿果然擅长隐忍，他就应该继续忍下去，这并不是最佳发动的时间。当然啦，除非司马懿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真的非常了解，已经料到自己活不太久了……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很复杂的，勇士未必没有畏怯之时，懦夫也难保不会被逼急了而绝地反弹，要给一个历史人物贴标签，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忍”这个标签，人生在世，谁还没有忍过么?必须得忍人所不能忍，才算是擅长隐忍的阴谋家。
分析世传所谓司马懿三次忍，如前所述，忍曹操之压制，完全是子虚乌有、史料讹传，而忍诸葛亮的激将、曹爽的排挤，也还在一名合格的统帅与政治家合理行事的范畴之内。要因此就给司马懿贴上“忍”的标签，除非这个“忍”字不是指隐忍，而是指残忍。
在司马懿身上，残忍的个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围攻襄平，“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司马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为了取得胜利，完全不把士兵的死活当一回事儿;攻陷襄平后，“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以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
当初劝曹爽不要铤而走险，赶紧投降的时候，司马懿条件开得很优越，“事止免官”，还“指洛水为誓”，可是一转眼就食言而肥，“收爽兄弟及其党与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诛之”。
后来令狐愚、王凌在淮南造反，图谋拥立楚王曹彪，司马懿将其击败后，先逼死王凌，然后“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曹彪其实很冤枉。
所以《晋书》说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这一评价是很有道理的，也没法给他洗白，但这跟能不能“忍”，真没有什么关系。
司马懿擅权变，知进退，该蛰伏的时候蛰伏，该冒险的时候冒险，身具合格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的双重秉赋，但不见得就比别人更能“忍”。
而且话说回来，倘若他俩儿子没有废立弑杀过天子，孙子没有篡过位，估计司马懿脸上还不会有那么多白油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