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是为了欲望而存在的。
他每天的时间不是在赚钱，就是在花钱：饮宴和猎艳。
恶是不加限制的欲望膨胀，而不断满足人们合理的欲望是社会进步的最初动力。
西门庆的欲望当然是不加限制、贪得无厌的，但他追求财富、追求享乐的要求，不正是李蛰所说得“好货”，“好色”吗?
如何获得更多的财富，是推动生产方式由低效率向高效率演变的动力，如何生活得更加舒适，则是社会发展的原则之一。
欲望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当时的社会体系无法限制这个有钱的商人的为所欲为。
实际上，西门庆等人表现出的人欲横流是在商品经济这个催化剂的刺激下人性原始冲动的一种自我释放，其中既含有动物性的称雄占有欲及其宣泄，亦含有所谓的“个性觉醒”的因素。
个性觉醒虽有历史进步性，但其本身并没有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关键是看它和什么思想结合，假若和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则是善;假若和纵欲思想相结合，则是恶。
尽管在动摇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方面，二者可以殊途同归，但一是主观上的斗争，一是客观上利欲的驱使。
《金瓶梅》所表现的人欲种种虽属后者，但在特定时期内却是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杠杆之一。
推动历史的原始动力，就是这样泥沙俱下，进步与野蛮并存的。
西门庆身上有很多标签，大部分人只盯着他好色的一面，往往忽略了商业的一面。
其实，西门庆是典型的商业资本家，而又有着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特色。
西门庆是五品提刑官，官员的特殊身份的确给他的经商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西门庆的政治生活从根本上说是一出封建时代的滑稽剧。
虽然他的累次送礼是蔡京赐官的根本原因，但这并非西门庆的初衷，加官在西门庆来说是纯粹的意外之喜，他本人认为是官哥儿给他带来的好运。
其实，那是怪诞的社会和人生的偶然把他推上了提刑官的位置，皇帝把空白的官符赐给大臣，大臣又把国家大事当成儿戏，于是西门庆当官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是荒诞社会的正常。
他对上任没有一点准备，没有经过培训，没有任何的限制，他甚至到后来还不明白翟谦叮嘱的“大凡事要谨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的政抬秘诀，但他就是随便地掌握了对老百姓而言是生杀予夺的权利。
上任之后，他更多地是虚荣的张扬，在政治上毫无野心，提刑所副千户对他来说已经满足，虽然他后来又升一级，那似乎也不是他的初衷，他远没有专业官员那样对升官有狂烈的热情。
即使当了提刑官，他也并不把傣禄当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他靠的依然是商业利润，不放过任何机会发财：
当孩子、爱妾死去时，他没有耽误买卖;甚至即将去世时，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买卖和财产，无一字言及官职的事。
西门庆所受的贿赂数量与他给上级官员的贿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单纯从仕途的视角来考察，他做的是赔本的买卖。
如果没有巨额的商业利润来维持的话，他早就破产了。
西门庆在权钱交易上一掷千金，他是想飞黄腾达吗?不，他与蔡蕴之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金钱——权势——更多的金钱，一个是权势——金钱——更大的权势。
因此，西门庆作为一个官吏，不比一般贪官坏，他和蔡京之流的权钱交易倒是赔本的买卖;但作为一个商人，他却比一般商人狠和门路多，别人不敢放的高利贷他敢放，别人无法偷漏的税款他能漏，别人不敢做的生意他敢做，别人批不下来的官府控制的货物他立马可取。
为何?根本原因是他背后有实权有后台有当朝宰相，而不仅是他做着五品提刑官。
一句话，西门庆做着生意就可以做官，如果不做生意，就连官也当不成。所以说西门庆本质上是商人。
但作为商人，他几乎从没有参与具体的买卖行为，长途贩运，讨价还价，这样的事都由他的雇员去做。
他只是决定他的资金运作的方向，或者投资于绒线铺，或者投资于贩盐，要么是放债，要么去行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早期的商业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