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可以说，家风就是社会风气的缩影。古人极为重视家庭教育和管理，历史上有名的家风家训很多，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宋代司马光的《家范》，明代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清代林则徐的《十无益》等等。
论古代家训的知名度，以《颜氏家训》为最，而能够与其相提并论的，则是袁采的《袁氏世范》了。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的高度评价可作佐证：“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
那么，袁采究竟是何人?《袁氏世范》又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袁采(?-1195)，字君载，南宋官员。据《衢州市志》(天启版)记载，袁采为“三衢人”，袁采在《袁氏世范》自序中落款也是“三衢梧坡袁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温州先贤图谱》则表述为“信安人”。从历史表述习惯来看，三衢、信安即指衢州，梧坡可能是袁采的号。因此，袁采为衢州人是肯定的。另据《常山县志》(嘉庆版、光绪版)记载：袁寀，圆通寺前人，由荐辟任四川转运使。这两版《常山县志》是目前史存仅有的标注袁采具体籍贯的文献。古文中“寀”与“采”互通，袁寀与袁采都是宋代衢籍官吏，两者同一人的可能性极大，如果事实确凿，袁采则为常山人无疑，可惜尚无更多的史料印证。
综合《衢州志》(天启版)、《乐清县志》(永乐版)、《政和县志》(民国版)、《徽州府志》(弘治版)等文史资料，可以大体了解袁采生平为官之履历：南宋隆兴元年(1163)考取进士，乾道四年(1168)任江南西路袁州萍乡县(今江西萍乡市)主簿，淳熙五年至十年(1178—1183)，任浙江东路温州乐清(今浙江乐清)县令，淳熙十年(1183)调任福建路建宁府政和县(今福建松政)，绍熙元年(1190)，又迁至江东路徽州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后来，官至监登闻检院，隶属于谏院。
袁采担任县官期间，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人廉明刚直，恪己奉公，平时留心吏治，力改弊政，减税安民，政声颇佳，当地百姓无不称善，社会风尚为之一清。南宋绍熙年间，杨万里奉命督查考核地方官员政绩时，对其做法大加赞赏，建议朝廷提拔重用。他在《荐举徐木、袁采、朱元之、求扬祖政绩奏功》(《诚斋集》七十卷)一文中提到：
奉议郎知徽州婺源县袁采，三衢儒先，州里称贤，励操坚正，砥行清苦，三作壮县，皆腾最声。及来婺源，察见徽之诸邑其敝之尤者，专以纠法为理财之源流，广开告讦之门，每兴罗织之狱，大者诬曾参以杀人，次者谤陈平之帷簿，至其小者，不可殚举。采首摘其敝，白之监司太守，请痛禁止，自是诸邑之民，皆得安堵。
袁采的拳拳爱民之举，赢得了百姓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拥护，因此袁采任职过的每个地方，都会将他列入当地名宦祠，定期奉祀祭拜，这在清代《乐清县志》和民国《政和县志》里都有记载。
袁采能文善画，著作颇丰，曾撰有《乐清志》《政和杂记》《县令小录》《信安志》《阅史三要》《经权中兴策》《千虑鄙说》《经界捷法》等。在乐清从政期间，袁采曾三入雁荡山实地考察，撰写《雁荡山记》一篇，记叙了当时的雁荡名僧、建寺及新辟景观的史料，并将所作之画刊于县志，纠正了雁山图的误差，为雁荡山开发作出巨大贡献。
当然，在袁采的人生当中，最为出彩的一笔，不在于为政，而在于立言，即撰写了《袁氏世范》一书。
在长期繁琐的县衙事务中，袁采处理过无数的家族纠纷和邻里矛盾，积累了丰富的社会阅历。他深切地感受到，净化民风，需要惩恶扬善，彰显公平正义，但更重要的是在于“训俗”，借助浅显易懂的乡村俚语，确立为人处世的规矩准绳，实现淳正风俗，化导人伦的目的。由此，袁采萌生了著书教谕世人、教化风俗的念头。
淳熙五年(1178)，袁采任乐清县令，他在反复提炼总结的基础上，撰写了《俗训》一书。与《颜氏家训》等传统家训不同，《俗训》不局限于教育本家族子孙后代，而是面向民间，直面世俗之事，教化一方百姓，具有广泛的参与面和认同感。更重要的是，该书以“厚人伦而美习俗”为宗旨，力求行文浅显直率、语言质朴通俗、规范操作易行，确保“田夫野老、幽闺妇女，皆晓然于心目间”，人人“能知”、“能行”。
《俗训》书成之后，远近便争相抄录。考虑到“假而录之者颇多，不能遍应”，袁采决定开始刻版印刷，并请同窗好友、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作序。没想到刘镇对此书评价极高，在“详味数月”之后，他认为《俗训》一书“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岂唯可以行诸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强烈建议将书名改为《世范》。袁采谦虚地认为言过其实，但最终还是同意更名为《世范》，又称《袁氏世范》。
事实证明，刘镇的判断极其准确。《袁氏世范》成了历代人士为政与持家的镜鉴，印有很多木刻本和铅印本，后又改头换面编入《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古今图书集成》等多部类书，并录入《四库全书》。在海外，清代时期，此书在日本越南流行。日本江户时代，则把它作为庶民的教科书流传，有汉文加训点刊本《世范校本》，1850年初刊;越南阮逸(1793—1871)所著家训书《阮唐臣传家规范》采录了《世范》十八条。晚近有日文、英文译本以其作为史料从事的历史研究很多。
《袁氏世范》共分《睦亲》、《处己》、《治家》三卷，共23000多字，内容非常详尽。其中，《睦亲》55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家庭关系的处理，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基本准则，如强调“父慈子孝”，父母对待子女要“均其所爱”;家庭成员之间提倡“长幼贵和”“相处贵宽”“各怀公心”。《处己》64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以及如何提升自我修养的规范要求，如强调在待人接物时，不能“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面对财物，“不损人而益己”;面对患难，“不妨人而利己”。《治家》40则，主要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奴仆、田产、赋税、债务等事情，如对于佃户应该看作是自家的“衣食之源”，要体恤、厚待，借贷要少收利息，遇到灾害要减租;购买田产时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时不可掺杂使假。全书以儒家之道为依据，娓娓道来，营造出一种和睦安宁的家教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