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有位词人苏东坡一生中也算是一个吃货了，苏东坡为了吃河豚都放言说就算一死也值了，他不仅爱吃还爱创作菜肴，比如一道‘东坡肘子’。
宋朝人都吃哪些东西呢。据《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两宋典籍里记载，他们一般喜欢快餐食品，而且清淡简单，鲜见出现炒菜和生猛海鲜，甚至连鱼类食品也十分少见。
中国古代有羹汤情结，而且很是流行，宋朝人也不例外。“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没听说是洗手炒肉丝。苏东坡爱吃猪头，把猪头煮得稀烂，然后浇一勺杏酪调味，有些盖浇饭的意思，这种杏酪就相当于酸甜酸甜的羹汤。
宋朝工商业非常发达，汴京的从业人数占到总户数的十分之一弱，队伍十分庞大。真宗时，京城开始出现大量富户，“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不光大中城市，有宋一朝，小城镇和集市也很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市镇数量超过1900个，南宋也有1300多个。市镇之下还有众多的乡村集市、庙市等初级商业市场。这些市场主要经营大宗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以中小商人居多，其中不乏腰缠万贯者。即便是农村，有钱人也很多，寻常百姓靠着加工业和养殖业致富，出现了诸如“茶园户”“乡村酒户”“花户”“药户”“漆户”“糖霜户”“水碨户”“磨户”“熔户”“机户”“绫户”“香户”“蟹户”等各种专业户。一幅《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市场繁荣的写照。
但翻遍两宋典籍，愣是没有发现宋朝人有吃炒菜和海参、鱼翅、燕窝等滋补类菜肴的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悬疑。原因有四：
首先，烹饪技术尚未普及开来。中国古代在六朝以前基本的烹饪方法和现在的欧洲差不多，到了宋朝才开始出现炒菜，比如炒螃蟹等。由于炒菜技术过于繁琐，要用薄生铁锅，旺火热油，炝炒、生炒、小炒、熟炒等等，要多麻烦有多麻烦。初兴时期，也只在宋都汴京(今开封)的酒肆、饭馆里才有，属于首屈一指的绝活，且品种单一，价格不菲，只有官僚贵族才能消费得起。至于各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生猛海鲜，恐怕当时的人听都没听说过，更不知道如何整治上桌了。
其次，宋朝人吃喝非常讲究情调，吃东西是为了下酒，还有欣赏的意味。《东京梦华录》里有一篇《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就详细介绍了这种饮食之风。
吃东西不分几碗，而是以“盏”计算，刚开始喝的两盏酒，只能欣赏一下面前的菜品，谓之“看盘”，这是不允许吃的。第三盏酒开始，方能吃东西，每盏酒该吃哪些菜品，都有明确的规定。民间饮食的风气更加趋于简单，随便搞些面饼子或干鲜果品，就可以喝酒，条件好些的，预备些肉脯和干肉，再做个羹汤，就成丰盛的宴席了。
第三，宋朝人的饮食习惯很独特，采取的是“分而食之”的办法，而且“主食”好像是酒，米饭、面饼之类倒成了“从食”。这种奇怪的饮食习惯，决定了它的快餐化、简单化。看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人各一份，不像现在大家合坐一桌，大盘大碗，筷子勺子一起来。另外，现在人的主食一般都是米面食品，需要煮熟了才能上桌，所以，现在人有很多时间可以在菜肴上多琢磨。宋朝人以酒为主食，酒是现成的，倒上就喝，所以，一切用来下酒的菜品必须事先准备好，才能跟得上。
第四，现今见于典籍记载的吃海参、鱼翅、燕窝的例子，大多发端于明朝永乐之后。有明一代，民风奢靡，人欲横流，也导致口腹之欲的空前高涨，使得烹饪技术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生猛海鲜，无所不有，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里多有叙述，这与明朝的纵欲民风有很大关联。宋朝民风则随意平和，纵欲者似乎不多，所以滋补类食品并不多见。
肉制品一类的经考证，宋代普通百姓还是以猪肉为主。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载：杭州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每日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如冬年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至饭前，所挂之肉骨已尽矣”，“坝北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
另外关于狗肉也是江湖豪客们的美食，水浒中吃狗肉的场面也有过。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有个善拍马屁的谏官叫范致虚，他向皇帝提了一条建议，说陛下生肖属狗，人间不宜杀狗、吃狗肉。自称道君皇帝的宋徽宗欣然接受，严令禁止屠狗，并规定全国一律不准吃狗肉。搞得卖狗肉的出摊的时候，只好在摊位上悬挂着羊头来躲避官府的检查。
“挂羊头卖狗肉”这句成语应该就是从那时候流传下来的。
水浒传中宋江行走江湖，好汉们都是拿羊肉来款待宋江，在当时算是高规格的接待了。
现在上羊肉馆哈个羊汤算是比较熟悉人之间的一种邀请，另外就是吃个豆腐，也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