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伴生物，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皇帝将君主权力赋予一部分给自己的家奴——宦官，让他们去干预朝政，就会形成宦官专权。这种现象的形成可能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皇帝受到的来自外朝文官集团的威胁;另一个是皇帝个人权力与文官集团权力的对比。
可以说，在我国历史上的多个朝代中，都出现了宦官专权祸国殃民的现象，其中，又以唐朝最为严重。在唐朝中后期，阉党能够随意废立大唐天子，皇亲国戚在遇到这些宦官时，甚至要向他们点头哈腰，天可汗的子孙竟成为阉人手中的傀儡，着实令人费解。
明朝的宦官问题同样比较严重，例如：我们较为熟悉的明朝四大专权太监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明朝太监从禁止参政，逐步走上政治舞台，到了最后阉党竟能与外廷大臣分庭抗礼，连位高权重的内阁大学士都要对太监们礼遇有加。可以说，明朝的覆灭，阉党要负主要责任。
唐、明两朝的宦官问题为清朝提供了前车之鉴，清朝统治者意识到了宦官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清朝前中期的皇帝们对宦官问题丝毫不敢放松。
那么，清朝皇帝是如何防止宦官专权的呢?
满族在入关之前，并无“太监”这一概念，所以，影视作品中出现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太监，都是编剧历史知识不足所致。在清朝入关后，逐渐沿袭了先代中原王朝的排场，统治者决定使用太监作为宫奴服务统治阶层。
鉴于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清朝前中期的皇帝在使用太监时，对宦官始终保持着警惕性。例如，在人员数量上，清朝皇帝做出了严格的限制，顺治帝只使用了一千名太监。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实际上，“太监”是四品内官，并非所有宦官都有资格成为太监，而文中出现的“太监”一词多按现代语言习惯，指代“宦官”。
要知道，在此之前的明朝皇宫中，太监最少的时候人数也在两万左右。除了人数上的限制外，清朝宦官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局限，普通的小太监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且没有出入宫禁的权利，只有四品以上的内官才有资格出宫居住。即便如此，有资格出宫居住的内官仍要对宫内的大事小情守口如瓶，对外透露宫中之事必会招致杀身之祸。
顺治十二年，顺治帝效仿前朝，在宫中摆放了警示太监的铁牌，严词警告宦官不得越权，需各司其职，且不得干预政务，结交外臣，如有违背一律凌迟处死。从表面上来看，顺治整治宦官的力度很大，但实际上，顺治并不是一个目光长远的皇帝，他保留了前朝内官的十三衙门，这使顺治在位期间宦官问题隐现，后宫被太监们搞得乌烟瘴气。
年幼无知的康熙即位时，根本意识不到宦官问题的严重性。不过，在康熙成年后，十三衙门立即被撤销，太监们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在康熙在位期间，宦官的数量被削减为七百人，且宦官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不过，在雍正登基后并未继续限制宦官，反倒扩大了宦官队伍，一时之间宦官的数量呈指数增长，在短短几年内太监的数量暴涨至两千人。
量变逐渐引发了质变，太监在政治场上的影响力隐有抬头之势。那么，为何雍正时期宦官问题会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呢?
这自然离不开雍正帝的纵容，早在胤禛还是皇子的时候，他需要通过太监获取父亲康熙身边的信息，借此获取康熙的信任和宠爱。在无形之中，胤禛已与宫中的太监们结为同盟，在他登基后自然不会亏待这群有功之人。
所以，在雍正上位后，太监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
不过，雍正在位时间较短，仅有十三年。
雍正的儿子乾隆登基后，一改父亲对待宦官的态度，学着爷爷康熙的样子加大了整治宦官的力度。雍正时期几名干政的太监均遭到乾隆的惩治，或被打入大牢，或身首异处。并且，吃酒赌博、当差懒惰、口出怨言、混乱行走、言语高声等行为，在宦官来说也都是禁止的。甚至，乾隆时还禁止太监与外廷官员、王公大臣的来往。
不但如此，为了起到更强的警示作用，乾隆还规定：宦官只能使用秦、赵、高这三个姓氏，时刻不忘秦朝赵高祸国的前车之鉴。
清朝后期的统治者由于政治水平严重下降，所以，这些皇帝均未重视宦官问题。
例如，道光年间的大太监曹进喜曾服侍过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是内官中的“三朝元老”，在皇宫中有极大的影响力。逢年过节，不论京官还是地方官都会向曹进喜送上价值不菲的礼物，以求曹太监能在圣上面前美言几句。道光的皇子们为了得到老皇帝的青睐，也会不遗余力地对曹进喜进行拉拢。
清朝的宦官问题随着慈禧当政而达到巅峰，清朝后期，朝廷内忧外患的同时，更是出现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最终，在慈禧的宠信下，安德海、李莲英等太监打着老佛爷的旗号耀武扬威，风头无两。不过，从总体来说，清朝的宦官问题并不算严重，至少安德海、李莲英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根本无法与明朝的四大太监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