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永徽年间，高宗李治想立武则天为后这件事，始于王皇后、萧淑妃、武则天三人之间的后宫争斗，逐渐演变升级，变成皇帝李治向长孙无忌集团夺权的导火索。
争斗从后宫全面引向外朝，能否立武则天为皇后，成为李治能否夺权的标志。李治与武则天拉拢许敬宗、李义府等一批寒门出身的官员，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贵族门阀进行了一系列较量，而关键时刻李勣的出场，成为使天平倾斜的最后一个砝码。
当时，李治以商量的口气对李勣说：“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可褚遂良坚决反对，他是顾命大臣，莫非这事就只能算了?”李治这句话信息量很大，将整个事件高度概括，并切中要害，其一，表明自己的态度，立武则天为后;其二，褚遂良是顾命大臣，你也是顾命大臣，只有你表态，我才有底气。
而李勣举重若轻，轻描淡写，说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为外人!”这样的表态等于支持了李治，也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陛下废立皇后是家事，自己拿主意就是了;其二，不必要问我，我是外人，当然褚遂良也是外人。
这样一来，李治有了底气，将褚遂良贬官边地，将王皇后与萧淑妃废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那么，李勣这句话为何如此管用?
首先，得从太宗李世民的托孤说起。
李世民临终前托孤于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并对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显然，李世民担心有人离间长孙无忌与李治的关系，要褚遂良关键时刻主持公道，而长孙无忌是关陇门阀，褚遂良是南方士族，背景明显不同，所以，李世民托孤褚遂良的关键，是代表不同的势力，主持公道。但褚遂良没有守住立场，早早倒向了长孙无忌一边。
而对李勣的托孤是提前并单独进行的，在宴会上，李世民对李勣说：“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如此信任，将李勣感动地咬破手指以示忠心，酒喝得一塌糊涂。李勣不但是功臣元老，在军队中更是有着无可比拟的权威，托孤李勣，是李世民防备不测。
所以，李世民托孤的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三人，本身就带着很强的制衡性。如此看来，在李治夺权的关键时刻，李勣发挥作用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李勣深谙官场之道，一直隐忍自保。
长孙无忌上台之后，嚣张跋扈，利用房遗爱谋反案，一举打掉了政治上的反对派，甚至仅是看不惯的大臣也被打击。李世民赞许李勣、薛万彻、李道宗为当世三大名将，结果被长孙无忌打掉了两个。
而李勣看出了其中的肯綮，一直低调慎微，将尚书左仆射之职早早辞掉，仅留了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身份，只听政，不发言。令长孙无忌抓不住把柄，无计可施。可以料定，如果李勣公开与长孙无忌对着干，那么，他的战友薛万彻、李道宗就是前车之鉴。所以，隐忍使李勣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李治。
第三，李治一直提醒李勣的责任，巩固李勣的地位。
长孙无忌的权势日益嚣张，朝中宰相除李勣外都是长孙无忌一党，李治没有丝毫权力可言，而论资历与功勋只有李勣能与其一较高下。于是，李治提拔李勣为司空，仍同中书门下三品。
太尉、司徒、司空是大唐最高职务，称为三公，没有具体职责，只与皇帝坐而论道，虽是虚职，但这样的提拔使李勣的身份与太尉长孙无忌齐平。而且，李治还专门为李勣题词：“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任，……茂德旧臣，惟公而已。”这段话有两个含义：其一，抬高李勣的身份，当时“茂德旧臣”还有尉迟敬德、程知节、唐俭、长孙无忌在世，“惟公而已”的意思便是只有你李勣能与长孙无忌较量;其二，“先朝特以委任”意思更加明确，就是不要忘记先帝李世民的托孤。
第四，李勣出身山东庶族，不打击门阀势力，永无出头之日。
李勣有多重身份，不但代表军队，他还是山东庶族地主。长孙无忌把持朝政，非关陇门阀不用，使一大批官员黯然失意。李治与武则天看到了这股力量，并很快将他们组织起来，代表人物有：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等。如果不扳倒长孙无忌，这些人将永无出头之日。所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走到了一起。
李勣表态支持皇帝之后，许敬宗等人心领神会，很快在朝中散布消息，说：“田舍翁积得十斛麦，尚且想换个老伴，何况天子想立皇后呢，不相干的人瞎议论什么!”这句话与李勣那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为外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维护皇帝的权力。
将尊贵的天子于皇后比成老农与老伴，李治与武则天听了也不生气，任凭这句话传播。在李义府与许敬宗的带领下，朝廷绝大多数官员成为皇帝的主持者。于是，百官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
所以，李勣这句话才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精明、忠心、地位缺一不可，而李勣做到了三者的完美统一。
浅见寡识，以就正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