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七年(1374年)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朱元璋厌倦了南京宫廷局促的天地，也厌倦了山呼万岁、俯首帖耳的群臣。他闲坐在东黄阁上，想起城郊龙湾的狮子山，他曾在那里指挥军队以少胜多，大败陈友谅。顿时，一股豪情从心底升腾，他想：何不在此兴建观光高楼?既可缅怀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争经历，又能俯瞰长江、与民同乐。
他被自己的想法所感动，连高楼的名字都取好了—阅江楼。但他毕竟出身寒微，了解民生疾苦，本能地反对铺张浪费，所以很快镇定下来，仔细盘算兴建高楼所需的人力、物力—如果用囚徒充当劳工，就不会扰民，虽然费些钱财，但国库充实，完全能够承担。于是，他准备实施自己的计划。
可惜天公不作美，发生了日食—这在古人看来是上天的警示，说明帝王做了错事。朱元璋开始反省：自己最近没做过什么错事，怎会如此?难道是兴建阅江楼的计划还没付诸行动就被上天洞察了?朱元璋吓出一身冷汗，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圣君之作，必询贤而后兴”，朱元璋虽没啥文化，却深知这个道理，也没陶醉于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他想：打下江山以来，只要自己张口，群臣必随声附和，一点异议也不敢提出，如果自己做了错事只能等上天警示，该多危险!于是，深陷孤独与恐惧中的朱元璋忽然有了主意—把兴建阅江楼的计划告知群臣，让他们凭想象写出《阅江楼记》，而自己通过阅读他们的文章便可试探他们的态度、看清他们是否具备忠谏之心。
朱元璋一声令下，群臣纷纷驰骋文思，描绘想象中阅江楼的雄伟瑰丽，歌颂天下太平、皇帝英明等。朱元璋耐着性子读完，发现群臣一味阿谀奉承，竟无一人直言劝阻。其中稍微高明一点的是号称“一代经师”的宋濂，他在歌功颂德的同时写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套话，希望皇帝登览阅江楼时想着江山与百姓，仅此而已。
对于这样的结果，朱元璋很不满意，于是亲自以臣子的口吻写了一篇《阅江楼记》，旗帜鲜明地劝阻兴建阅江楼，并列出若干翔实、确凿的理由。朱元璋的这篇文章，《明实录》中虽无记载，但嘉靖年间何乔远的《名山藏》、明末清初谈迁的《国榷》中都有收录。
在朱元璋列出的理由中，“狮子山扼险据势”之说不能成立。三国时期，孙权盘踞江南，曹操、刘备均难夺取，诸葛亮总结的原因是长江天堑易守难攻、吴王有道深得民心，与狮子山毫无关系。但朱元璋能意识到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并不顾个人形象“直言劝阻”，这在封建时代已是难能可贵。
后来朱元璋又写了一篇《辟阿奉文》，感叹朝中无人，再次严厉批评群臣尸位素餐的作风，甚至明确讽刺他们连妾妇都不如。在这番“钓鱼执法”的过程中，朱元璋猜忌多疑的性格也暴露无遗。
如今扬子江畔的阅江楼上有副对联：一江奔海万千里，两记呼楼六百年。帝王心术终被岁月磨蚀成沙，唯有江水亘古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