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几位君主相比，唐中宗对储君的教育实在是过于漠视了。中宗既不给储君提供政治历练的机会，又不重视储君的成长教育。中宗朝的储君终日呆在宫中，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政务。
史书多以成败论英雄，认为重俊“举事不法”，并因此导致自身的败亡。但是将重俊败亡的责任全部推到重俊一人身上，认为他是咎由自取，实在是有些冤枉。《旧唐书》卷八九《姚珽传》记载了姚珽任太子左庶子时的上书，从这些上书可以看出，重俊行事仍属规矩，无非是“内置作坊”，致使“工巧得入宫闱之内、禁卫之所”。至于“司经见无学士，供奉未有侍读”，则更非重俊之过，而是中宗的失职。
史称重俊“性明果”，可惜无“贤师傅”的辅佐。担任重俊东宫官的都是一些贵游子弟，根本不能指望这些人能给重俊带来良好的教育。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所起的不良作用会严重影响重俊的成长。事实上，重俊对于宫臣的谏议基本上都是接纳的，“左庶子姚珽数上疏谏诤，右庶子平贞慎又献《孝经议》、《养德传》以讽，重俊皆优纳焉。”
正是因为缺乏政治历练和素养，李重俊与久经沙场的李世民相比，显得冲动有余、经验不足。整个起兵的过程仓促而随意，即使在行进途中，李重俊还在拉拢人马，魏元忠子魏异就是其中之一。而在最关键的时刻，队伍内部仍不能统一意见。在玄武门下，仅仅因为被宿卫所拒，重俊便放弃攻城，白白贻误战机。
当然，李重俊的失败也与行动计划过早暴露有关。在杀死武三思父子后，李重俊的军事行动已经曝光，这使得朝廷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作出反应，布置兵力进行还击。中宗一方面登上玄武门楼“以避兵锋”，同时命“左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帅飞骑百余人屯于楼下以自卫”。另外，“杨再思、苏瓌、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拥兵二千余人屯太极殿前，闭门自守”。由于李重俊并未能制定周密的行动方案，明确打击目标，使得整个起兵过程显得非常随意和仓促，他的败亡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