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特有的酷热已经结束。凉风在太阳落山后，可以把江城的夜晚吹透。这个季节是武汉很为舒服的日子。秋天踏着它的步子一天天朝深处走去，天色也比以往要黑得早了一些。这一天，直到太阳下山，都没有显示出它的特别意义，甚至没有人能想到这天会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些什么。
驻扎在武昌紫阳湖与右旗附近的工程兵第八营表面上看过去，静悄悄的，但是一股巨大的骚动不安的暗潮却在涌动着。这是一支负责守卫楚望台清军军械库的部队。晚上7点钟的头道名点过之后，排长陶启胜查哨，发现许多人都不在房间，又见两个兵士金兆龙和程正瀛正忙着擦枪。陶启胜觉得不大对劲，于是叫了两个护兵意欲对金兆龙进行下枪并捆绑。金兆龙见事不好，大叫一声：“众同志不动手更待何时!”
这是一声惊天劈地的叫喊，它像一根火柴，呼一下燃起了四周早已洒满汽油的柴火。他的话音未落，程正瀛举起枪托猛击陶启胜的头。蓦然间被士兵揍打的陶启胜吓得拔脚欲跑。程正瀛不知道陶启胜逃跑掉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于是端枪射击。
砰!就只这么一声，寂静的夜空被划破，声音响彻云霄。
这粒子弹击中了陶启胜的腰部。但它的结果绝不仅仅如此。
穿越了陶启胜身体的子弹，一直朝着逝去岁月疾行。它高速而有力，带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愿望，瞬间洞透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让帝王时代有如多米诺骨牌，从清朝一直倒至大秦王朝。中国历史因了它的横空出现戛然断裂，新纪元的曙光便随着子弹的落地而冉冉升起。
枪声过后，沸腾的声音立即在武昌城里响起。蛇山的炮声也从夜半轰然到天明。
第二天的武昌城里便插上了红旗。满街老百姓都在奔走。他们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咨议局门口。他们知道了一件大事：革命了。
革命的故事要从头说起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引颈就义。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唤醒了一大批中国有志之士为国求变的良知。1900年初春，与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有着“浏阳双杰”之称的湖南人唐才常建立了自立会，并在汉口成立了自立军。这年的夏天，自立军拟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聚集了十几万人，意欲以汉口为中心，五路并举，以成大业。
这是一次介于戊戌变法和武昌起义之间的革命。他们的思路与戊戌变法的思路是一路延续下来的。他们反对慈禧而力保光绪，他们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结果，正当他们弯弓待发之际，原与自立军默契相处的张之洞审时度势，突然反目，一夜之间，长江两岸陷入白色恐怖。自立军的主要领导唐才常等人亦在汉口的宝顺里和李慎德堂被抓获。第二天晚上便在武昌紫阳湖畔就义。谭嗣同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抓入狱，他在狱中墙壁上题下绝命诗。诗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唐才常则在引颈就义时亦口占二绝。诗云：“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唐才常之死距谭嗣同之死不过两年。“浏阳双杰”的鲜血在革命前夜已然流尽，但却滋润了更多的革命种子。这些种子在武汉的土壤上四下里发芽。
此时的武汉，张之洞的开放、洋务运动的发展、工商业的兴旺、教育业的崛起，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对留学生的派遣，直接对中国的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张之洞们派留学生走出国门，是为了让他们回国后继续办洋务并成为清王朝的栋梁之材。但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产生了莫大的误差。在海外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们，成了推翻旧体制最强有力的掘墓者。
1903年，从日本回来的吴禄贞在武昌花园山借孙茂森花园之李廉方寓所，邀上一些归国留学生及本地学生，进行聚会，宣传反清革命思想。虽然尚未形成正式的组织，却实实在在地点燃了那些深埋在地下的火种。
1904年，武汉成立了它的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宗旨标明科学，实际则以革命排满为密约。现在他们讨论的话题，不再是改良，而是革命。同年，他们与湖南的华兴会响梦幻诛仙侠义值应，意欲起义，结果流产。